国家为战争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源,以至于不再有精力去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被战争消耗,国家迟早有一天变得无力承担,这时,国家就面临崩溃。这是一个“自攻之国”,“必削”。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商君书》所暗示的这种命运,恰恰昭示着秦帝国的衰落。

或许《商君书》中最令人震惊、最有意义的思想直接产生于这种观念:国家内部任何多余的人或事,其功能最后都变成自我放纵的寄生虫。所谓“六虱”就直接产生于“三官”:农、商、官。如果农民有了“余食”,他们将会考虑怎样把寿命活得更长,或者吃得更好;如果商人有“淫利”,他们会追求美女和观感上的满足;如果官员无事可做,他们将产生个人的野心或者追名逐利。不但耕、战之外的任何能力是被抑制的,而且任何对人民多余的供给,都会变成一种威胁、一种危险。战争不但成为征服敌人、劫掠其财产资源的方式,而且消耗了国内任何可能造成国家毁灭的能量。一个真正的强国必须知道如何激发潜能,更应该知道如何将其扼杀。

其他所有的人类价值观或者活动都对国家秩序构成威胁。
这些威胁被称作“虱”和“恶”:“六虱”(“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十二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日羞战。”)多数的罪恶都出自早期的哲学典籍,这些观点尤其为儒家学者所研习。《商君书》反复提到的一个观点是,授予学者官职或者给予保护的做法,引导人民远离了“耕战”的原则。

当农业是人民唯一的财富来源,而战争是唯一出路的时候,人民将冒死(他们当然厌恶死亡)为国家服务。通过把全体人民的力量投诸财富和战争,国家能够产生出战争所需的精力和人力。

最有决定性的原则是由农村人口组建的军队的特性,它使得整个秦国全民备战:“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这种思想贯穿全书,它始终在探讨如何鼓励人民致力于农业和战争——这样做就会被授予奖赏,相反则会受到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