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你现在如何评价勃洛克和曼德尔斯塔姆以及那些在你离开俄国之前写作的诗人?
纳博科关:我小时候读过他们,半个多世纪以前了。自那以后我一直都深深地喜爱勃落克的抒情诗。他的长诗比较弱，那首著名的《十二个》很吓人,有意识地采用一种惺惺作态的“原始”腔,最后粘上一个粉红色的硬纸板做的耶稣基督。至于曼德尔斯塔姆,我也烂熟于胸,不过他给我的愉悦感没有那么强烈。今天,透过悲剧命运的折光镜,使他的诗歌显得名声比实际高。我碰巧注意到文学教授们仍然把这两位诗人划入不同的流派，而他们只有一个流派:天才流派。

任何低于称赞的评价都叫人讨厌。

《巴黎评论》写一本书，你是在动笔之前就已经完全组织好了结构呢，还是一边写一边展开，让你大吃一惊?

卡波蒂：两者兼有。我总是会有幻觉，认为故事的开端、中司和结尾，整出戏都在我头脑里同时上演一一我好像能在刹那之间都看见。可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在写作的过程中，无数意外频繁发生。感谢上帝，因为那些意外、那些转折、那些在恰当的时刻凭空冒出来的词汇是一笔意料之外的红利，那可喜的小小动力能推着作家前进。我一度在笔记本上写过短篇小说的故事大纲，但是我发觉，不知怎么的，这么做会泯灭我的想象力所催生的灵感。如果那个概念足够好，如果它确实属于你，那么你就不会忘记它——它会一直萦绕在你心头，直到你把它付诸笔端。

风格就是能映照出一位艺术家的感性而非作品内容的镜子。

我相信，任何艺术形态的最高强度都是由一副深思熟虑、坚定冷静的头脑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