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文字处理机或电脑等机器以前,在这场文笔工业革命华丽地(其实没到这种程度)席卷我的书房前的世界里,我当然使用钢笔或圆珠笔写字。我是右撇子,所以是右手握笔,左手按着稿纸,一个劲儿填方格。我觉得这样并不坏。一切原理都单纯明快,也不必为储存器的增容呀、字体的删除呀烦恼。
然而有个重大障碍。相比左手承担的劳动,右手的劳动量太大太多。不必细想便能明白,跟一动不动地按着稿纸相比,写字要远为辛苦。所以全神贯注地写作长篇小说时,不知不觉身体平衡就会紊乱。我这个人幸运得很,从小到大都没肩酸背痛过,竟也觉得身体好像变得歪歪扭扭。这种时候我就每天做体操,若光做体操也无济于事,就坐在钢琴前弹上一曲巴赫的《二声部创意曲》。话虽如此,可我不算会弹钢琴,只是一面回忆从前学弹钢琴的情景,一面磕磕巴巴地追逐琴谱敲打键盘。然而,立竿见影。如果哪位正为同样的症状烦恼,建议不妨一试。非常有效。
巴赫的创意曲众所周知,左手和右手被设计成完全均等地运动。这一点实在异样地彻底。因此我以笔耕为生前,还一直以为这个曲集本质上是用来训练钢琴技巧的高级艺术性教本。不过有一天我发现,这其实是为了治愈人的身体,以及与身体相结合的精神的平衡,由巴赫这个稀世天才创造出来的壮绝的小宇宙。所以每当我写稿写累了就坐在钢琴前,笨手笨脚地练习这支曲子,心旷神怡地委身于这令人诧异的左右对称的宇宙。还会想象巴赫这个人没准真是天才,但未免也太怪异啦。
我第一次读到保罗·奥斯特的小说,便有大致相同的感觉。就是说我在奥斯特书中发现了与弹奏恢复身体平衡的巴赫创意曲时产生的心情同类的东西。而且每次读他的作品,这种印象就愈加强烈。有时我甚至觉得说这是阅读,不如说更类似康复治疗。

我小时候学过钢琴,可以读着乐谱弹奏简单的曲目,但当然没有成为职业演奏家的技术。然而屡屡感到有些属于自己的类似音乐的东西,在脑中强烈而丰饶地盘旋翻滚。不能把这些东西转换成文章形态吗?我的文章就是从这样的想法出发。
音乐也好小说也好,最基础的是节奏。若没有自然、舒适而坚实的节奏,人们的阅读行为大概就难以为继。我是从音乐(主要是从爵土乐)中学到节奏的重要。然后配合着节奏,旋律亦即恰切的语言排列再接踵而至。假如那是流畅华美的东西,自然无话可说。接下来是和声,即支撑这些语言的内在的心灵乐响。其次是我最喜欢的部分登场—即兴演奏。通过特殊的频道,故事从自己的内心世界自由奔涌而出。我只需随波逐流即可。而最后,恐怕是最重要的东西即将上场那便是完成作品(或完成演奏)带来的兴奋感:“自己终于抵达了一个富有意义的新场所。”倘若顺利,我们可以和读者(听众)共享那浮现出来的心境。那是在别处无法得到的辉煌成就。
就这样,关于文章的写法,我差不多都是从音乐里学来的。大概要反过来说,假如不曾这样痴迷音乐,我或许就成不了小说家。当上小说家将近三十年后,今天我仍然继续从美妙的音乐中学习关于小说写法的许许多多。比如说查理·帕克源源释放出的自由自在的乐句,就不断给我丰厚的影响,几乎可以媲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流畅的散文。迈尔斯·戴维斯的音乐蕴含的卓越的自我革新,我至今仍然仰戴为文学规范。

读书时,有时会有一段文字萦绕脑际永不离去。好像是在十八岁时读杜鲁门·卡波特的短篇小说《关上最后一扇门》,那最后一节就紧
黏在脑袋里。是这样的文章。
“于是他把头紧贴在枕头上,双手捂住耳朵,这样想:去想无关紧要的事。去想想风吧。”
我非常喜欢最后的“ think of nothing things, think of wind”这个句子。要把那种韵味正确地翻译成日语可真困难。因为杜鲁门·卡波特的美丽文章往往都是那样,其间描绘了只有在某种韵味中才得以存在的心境。
就这样,每当遇到艰辛与悲哀,我总是自然地想起这段文章。“去想无关紧要的事。去想想风吧。”于是阖上双眼,闭上心灵,只想风。吹拂过各种场所的风。温度各异、气味各异的风。我觉得的确有用。
我曾在希腊一座小岛上生活过。陡然兴起,跑到连一个旧相识也没有的岛上,租下一幢小楼住在那里。那是座此前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小岛。当然,除了我们两人(就是我和妻子)没有日本人。靠着片言只语的希腊话,好歹对付日常所用,此外就只管伏案工作。季节是秋天。工作间隙常去散步。如今回忆起来仍觉得奇怪,那时候每天光想着风了。不如说,我们名副其实仿佛就生活在风中。大多是微风,不时会变大。大多是干燥的风,不时会含有湿气,极其罕见地还会带来雨。但总之风无时不在。我们与风同时醒来,与风同行同止,与风同
时沉入睡眠。
不管我们到哪儿去,风都如影随形。在海港的咖啡馆前,风匆匆忙忙将遮阳伞的周缘吹得哗哗作响。在无人的游艇码头,船桅不停发出咔嗒咔嗒的干燥响声。步入林中,风拂过绿叶四处飘飞。它将飘浮在海上的白云运往遥远的岸边,它让桌前窗边的九重葛花翩翩起舞。它浓淡不匀地运走街头小贩的吆喝,送来何处人家烤羊肉的香味。我们几乎片刻不能忘记风的存在。
。

卡夫卡少年离家出走,独自踏入崭新的世界。等着他的,是个彻头彻尾的卡夫卡式世界,在那里他心中的感觉就是被撕裂的感觉。
在这里,我想引用弗朗茨·卡夫卡致友人的信中的一句话。这封信写于一九○四年。距今一百零二年前。
“我想,我们应该只读那些咬伤我们、刺痛我们的书。所谓书,必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的大海的斧头。”
这,恰恰是我一直想写的书的定义。

所谓写小说,我认为也就是编织故事。而所谓编织故事,和打造自己的房间类似。布置好房间,招呼客人,请他们坐在舒适的椅子上,端上美味的饮料,使对方彻底喜欢上这个场所,觉得这里似乎就是专门为自己而设。我认为这才是美好而正确的故事形态。哪怕是再美丽再豪华的房间,如果对方不能心安理得有如归之感,就不能算是一个房间(故事)的正确形态。

这么一说,听上去也许很像我在单方面大示殷勤,其实未必如此。由于对方喜欢这间屋子,自然而然地接受它,我本人也会得到救赎。对方的舒适感,我也能感同身受。因为我与对方通过房间这一媒介,共同拥有了某种东西。所谓共同拥有,也就是分享,就是互相给对方力量。这对我而言就是故事的意义,就是写小说的意义。彼此分享,相互理解。这样的认识,开始写小说以来二十多年间从未改变。

我的小说想表达的东西,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世上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某个宝贵的东西,但能找到的人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那东西也大多受到致命的损伤。但是,我
们必须继续寻求。因为不这么做,活着的意义就不复存在。”我以为一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基本相同。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二十出头,刚结婚没多久,囊中空空(其实是因事债台高筑),连一只暖炉都买不起。那年冬天,我们住在东京近郊一所四下漏风、寒冷彻骨的房子里。一到早晨,厨房里竟会结满冰。我们养了两只猫儿,睡觉时人和猫大家就紧紧搂在一起取暖。当时不知何故,我家成了附近猫儿们的活动中心,时时有不知多少只猫儿结队来访,有时候也把它们搂在怀里,两个人和四五只猫儿搂抱着睡在一起。对生存来说那是一段艰苦的日子,但至今仍时时回想那
时由人和猫儿拼命酿造出的独特的温情。
我常常想,要是能写篇这样的小说多好。在漆黑一片、寒风在屋外凄厉尖吼的深夜,大家分享体温一样的小说。人与动物之间的分界线模糊不明的小说。自己的梦境与别人的梦境浑然一体的小说。这样的小说,对我而言就成了好小说的绝对标准。说得极端点,除此之外的标准,对我来说或许没有什么意义

才恍然大悟:“哦,这就是冲浪。”但总而言之,“ SURFIN”这个词的声韵,让十四岁的我感觉充满强烈的异国情调与魅惑。那是一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由一群陌生人玩的美妙的未知运动。我想,人人都乐呵呵地玩这种运动的地方,肯定存在于世界的某处。在那个时代,加
利福尼亚对我们而言简直像月球一样。
我终于知道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人并非个个都玩冲浪,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还知道了布莱恩·威尔逊生来从未玩过冲浪。其实他怕水,甚至害怕走近海边。布莱恩是个有精神障碍的孤独青年,音乐是他沉溺于梦境的手段。而沉溺梦境于他是一种疗救,也是在严酷的现实中生存和成长的必要工序。
归根结底,现在想来,布莱恩·威尔逊的音乐打动我的心,原因不就在于他是真挚热情地歌唱那些“遥不可及的远方”的事物吗?阳光灿烂倾洒的马里布海滩,身着比基尼泳装的金发少女,停在汉堡亭边停车场上的新福特雷鸟,载着冲浪板的贴木旅行车,游乐场般的中学,尤其是永不退色、永远持续的纯真。这对十几岁的少年来说(对少女也一样),无疑就是梦的世界。我们如同布莱恩一样梦想着这一切,如同布莱恩一样相信这寓言。这一切似乎伸手可及,我们通过他的音乐欣赏着这种可能性的芬芳。布莱恩从孤独阴暗的房间里(Nowit' s dark and I' m alone, but I won' t be afraid in my room),向我们娓娓讲述加利福尼亚这个虚拟国度的美丽寓言,用假声咏唱着那里的风景细节、那里种种事物的美丽名字。他们的歌词大都简单至极,然而这便足够了。只要天生的写歌人布莱恩为它配上旋律,就仿佛点物成金的迈达斯王传说,一切都变成黄金铸就的文字。

对正统爵士乐来说，那是不堪回首的时代，众多资深乐手被逼到等同退隐的境地。“但时过境迁啦,最近终于又能靠着演奏爵士乐过日子喽。”克劳喜滋滋地对我说。听着这盘CD里收录的乐曲,便浮想起他当时喜不自胜的面庞。在这里,他快活地向我们展现了生动的演奏。还是一如既往地固执己见,却世故多了。就像在说:“这个么……呃,就是现在的我。要是你喜欢的话……啊哈,真开心。”言语非常单纯,我们却能感受到饱览沧桑者身上清晰的年轮般的东西。

嘿,打烊时刻已到
我想我该动身了
想一整夜待在这里
眼中盯着经过的车辆
街灯散发出空洞光芒
你的大脑
能去的只有一个地方
只有一个地方
让我整夜睡在你的灵魂厨房
在你温暖的火炉旁温暖我的心
(《灵魂厨房》)
吉姆.莫里森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所谓“革命年代”里层出不穷的无数摇滚乐队中,我们能清晰地回忆起来的究竟有几支呢?电影《伍德斯托克》如今重映时,我们又会对其中多少场景感到兴奋?
结果,大多数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那个时代里曾经震撼我们心灵、洞穿我们肉体的东西,当十年逝去回首往昔时,我们才知道那大多不过是经过粉饰的约定。我们追求了,于是给了我们。然而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结果给我们的东西大多坠入了类型化。而理应攻击类型化文化的反文化,自身也发生了类型化。于是针对类型化了的反文化,反反文化运动兴起时,“革命”便理所当然地寿终正寝。

在音响杂志上发表这种言论未免不合时宜,但我觉得,年轻时我一门心思只考虑音乐,没怎么关心机器的事。心想好的音响装置等有钱再凑齐不就得了。年轻时音乐也好书也好,哪怕条件差一点,不也照样会不由分说地沁入心灵么?人的心中可以容纳无穷无尽的音乐。待到上了年纪,这种储备便会发挥莫大的价值。这样的记忆与体验日积月累,会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宝藏,只属于自己一人的宝藏。因此比什么东西都宝贵。然而机器的话,只要有钱就能相对容易地弄到手。

我想向各位传递的讯息只有一个:超越国籍、人种和宗教,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人,是面对体制这坚固高墙的一颗一颗的蛋。我们看似毫无取胜的希望。墙太高太坚固,而且冷漠。如果说我们还有获胜的希望,那只可能来自我们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相信彼此灵
魂的融合能产生的温暖。
请试着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触手可及的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独断专行。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要告诉各位的,就只有这一点。

请这样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只蛋,是拥有独一无二的灵魂和包裹这灵魂的脆弱外壳的蛋。我是这样,你们也是。而且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面对着一堵坚固的高墙。这堵墙是有名字的,它叫作“体制”。这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东西。可在某些时候,它会自行其是,会杀死
我们,会让我们杀人。它冷酷,高效,而且有条不紊。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光照。为了不让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禁锢和贬损,所以始终投去光亮,敲响警钟,我坚信这才是故事的使命。描写生与死的故事、描写爱的故事,让人哭泣、恐惧、欢笑,由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锲而不舍地这样尝试,正是小说家的职责。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日复一日真诚地制造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