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美国的前15位总统如果走在街上,没有人会认出他们是谁。那个时期的著名律师、牧师和科学家也是如此。想到那些人就是想到他们的著作,他们的社会地位、观点和知识都是
在印刷文字中得到体现的。如果想想那些近年来成为公众人物的总统、牧师、律师和科学家,你也许会意识到现在的情况有多么不同。想想尼克松或吉米·卡特,或比利·格雷厄姆,或爱因斯坦,首先进入你脑海的是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或一张电视屏幕上的脸(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则是一张照片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些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这就是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体现。

在《理性时代》书中,潘恩大力抨击《圣经》和后来的所有基督教神学。关于耶稣,潘恩承认他是一个德高望重、亲切和蔼的人,但那些关于他神性的故事却被潘恩斥为荒诞不经的。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潘恩是对《圣经》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才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他写道:“所有的教堂,不论是犹太教、基督教或土耳其教,在我看来都只不过是人的发明,是为了吓唬和奴役人类、垄断权力和利益而建立的。”1因为写作了《理性时代》,潘恩失去了他在开国元勋神殿中的位置。

在印刷术统治下的文化中,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大众通常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话语活动。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作者撒谎、自相矛盾、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滥用逻辑,他就会犯错误。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读者没有判断力,他也会犯错误;如果他对一切漠不关心,情况则会更糟。

几乎每个探讨过阅读对于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的学者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沃尔特·翁所说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
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
为了做到这些,读者必须和文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由文本自身不受情感影响的特征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因为发现了什么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地鼓掌——一个忙于分析的读者恐怕无暇顾及这些。

文字除了表达意义还有什么用处呢?除了作为意义的载体,文字没有太多的好处。文字的形状看上去并不特别有趣,即使把句子读出来,它的声音也未必有吸引力,除非这些句子的作者是具有超凡诗歌才能的人。如果一个句子不能起到陈述事实、表达请求、提出问题、明确主张或做出解释的作用,那它就毫无意义,就只是一个语法的空壳。所以,流行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的话语以语言为中心,意义丰富、内容严肃。

如果要传达意义,内容自然就要严肃。作者在写下一个句子后总希望能说明一点儿东西,也希望读者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当作者和读者为句子的语义绞尽脑汁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对智力最大的挑战。对于读者更是如此,因为作者并不是一直值得信任的。他们撒谎,他们陷入迷茫,他们过于笼统,他们滥用逻辑甚至常识。读者对此必须有备而来,用知识武装好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读者往往是孤独地面对文本的。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这样的语言完全是书面语,即使是用于演讲,也不能掩盖这个事实。从如今已经无法和铅字产生强烈共鸣的人们来看,用耳朵加工如此复杂的信息实在令人叹服。林肯和道格拉斯不仅事先准备好演讲稿,就连反驳对手的话也是事先写好的。即使在进行即兴辩论时,两人使用的句子结构、句子长度和修辞手法也不脱书面语的模式。当然,在他们的演讲中也有纯粹口语的东西,毕竟他们两个都无法做到对听众的情绪无动于衷。但是,印刷术的影响无处不在,到处是论证和反论证、要求和反要求、相关文本的批评和对对手措辞的百般挑剔。总而言之,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像是从书本上照搬过去的文章。这就是为什么道格拉斯要批评他的听众,他说他需要的是听众的理解而不是激情,他的听众应该是沉思默想的读者,而他的演讲就是他们进行思考的文章。

在奥托瓦的第一次辩论中,道格拉斯以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来回答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的朋友们,他说,“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激情或热情。”1对于听众的良知,甚至他们的判断力,我们无法过多评判,但谈到他们的理解力却是有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