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结果：每一位患者都应该被告知和解释他们的检查结果、评分和测量值。我建议你在医师讲解的时候做记录。如果医师使用你听不懂的医学术语，要大胆提问！当你离开的时候要对检查结果有足够的理解，并能够用自己的话复述给别人听。

·疾病发展的自然进程：每个患者的病痛都应该放在病史的上下文当中解读。正如其他的任何疾病，腰背痛也有它的自然病史。当一些组织受损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和椎间盘相关的组织，会触发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长期的疼痛敏感。这当中大多数可以得到有效管理，避免疼痛出现。你应该对后面的情况有一定预期。

·预后：每一位患者都应该被告知预后。换句话说，预后是一场关于长期痊愈可能性的讨论，或者至少是从伤痛中获得疼痛缓解能力的可能性。大多数的腰背痛都能得到妥善管理，通过身体自我愈合的自然过程，疼痛就会很少出现。当损伤愈合以后，脊柱自身会强化变硬，患者将不会再有疼痛。

·处方：没有一个人是应该被药剂师喂饱的！每个患者都应该获得维持无痛活动的姿势调整和动作模式调整处方。医生也应向其介绍腰有的合理分类和相对应的纠正性方式。理想情况下，每一个治疗训练动作都应该在你复诊时候进“微调”，之后不断地在你的康复之路上做出调整。

·疼痛原因：每个患者都应了解自配的疼痛原因，并得到对其病因的清晰解释。一个好的医师会向你演示什么样的动作、姿势和负荷会马上引起疼痛，什么会引起延时性的特续疼痛，然后演示替代性的运动和姿势来避免激发疼痛。

·康复方案：每个患者都应从医生那里得到一个详尽的方案，包含多维度的纠正和治疗性练习项目，设定每步的阶段性目标。最初的进阶集中在首要任务上（消除疼痛）。一旦这个目标达成，第二个目标是扩展活动范围与提高无疼痛的活动表现。基本上，你的康复计划要能够依据疼痛减轻的程度做出调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2.当你在床上翻身的时候是否有疼痛的“瞬间”？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很有可能是你的脊柱缺乏稳定性。
你也许在活动的过程中会感到尖锐的刺痛或者打击痛，譬如在伸手去后备厢里面够东西的时候，或者打喷嚏的时候。这些都是缺乏稳定性的一些表现。
你可以通过进行一些稳定性训练来稳固躯干。这些练习能够避免那些诱发脊柱小关节疼痛的微小活动。
其他需要避免的活动包括脊柱手法治疗（例如整脊治疗)、脊柱拉伸练习和一些常见的包含脊柱屈曲及扭转的医嘱练习，例如蝎子式（平躺，屈髋屈膝，然后左右大范围的摆动双腿来扭转脊柱
一当你有疼痛感时千万不要做这个)。

符号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
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的符号环境也是一样的情况。

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电报）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在这方面,电报和印刷术截然相反。
例如,书籍就是收集、细察和组织分析信息观点的绝好容器。写书、读书、讨论书的内容、判断书的价值(包括书的版面安排),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

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美国的前15位总统如果走在街上,没有人会认出他们是谁。那个时期的著名律师、牧师和科学家也是如此。想到那些人就是想到他们的著作,他们的社会地位、观点和知识都是
在印刷文字中得到体现的。如果想想那些近年来成为公众人物的总统、牧师、律师和科学家,你也许会意识到现在的情况有多么不同。想想尼克松或吉米·卡特,或比利·格雷厄姆,或爱因斯坦,首先进入你脑海的是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或一张电视屏幕上的脸(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则是一张照片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些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这就是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体现。

在《理性时代》书中,潘恩大力抨击《圣经》和后来的所有基督教神学。关于耶稣,潘恩承认他是一个德高望重、亲切和蔼的人,但那些关于他神性的故事却被潘恩斥为荒诞不经的。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潘恩是对《圣经》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才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他写道:“所有的教堂,不论是犹太教、基督教或土耳其教,在我看来都只不过是人的发明,是为了吓唬和奴役人类、垄断权力和利益而建立的。”1因为写作了《理性时代》,潘恩失去了他在开国元勋神殿中的位置。

在印刷术统治下的文化中,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大众通常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话语活动。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作者撒谎、自相矛盾、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滥用逻辑,他就会犯错误。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读者没有判断力,他也会犯错误;如果他对一切漠不关心,情况则会更糟。

几乎每个探讨过阅读对于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的学者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沃尔特·翁所说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
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
为了做到这些,读者必须和文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由文本自身不受情感影响的特征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因为发现了什么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地鼓掌——一个忙于分析的读者恐怕无暇顾及这些。

文字除了表达意义还有什么用处呢?除了作为意义的载体,文字没有太多的好处。文字的形状看上去并不特别有趣,即使把句子读出来,它的声音也未必有吸引力,除非这些句子的作者是具有超凡诗歌才能的人。如果一个句子不能起到陈述事实、表达请求、提出问题、明确主张或做出解释的作用,那它就毫无意义,就只是一个语法的空壳。所以,流行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的话语以语言为中心,意义丰富、内容严肃。

如果要传达意义,内容自然就要严肃。作者在写下一个句子后总希望能说明一点儿东西,也希望读者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当作者和读者为句子的语义绞尽脑汁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对智力最大的挑战。对于读者更是如此,因为作者并不是一直值得信任的。他们撒谎,他们陷入迷茫,他们过于笼统,他们滥用逻辑甚至常识。读者对此必须有备而来,用知识武装好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读者往往是孤独地面对文本的。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这样的语言完全是书面语,即使是用于演讲,也不能掩盖这个事实。从如今已经无法和铅字产生强烈共鸣的人们来看,用耳朵加工如此复杂的信息实在令人叹服。林肯和道格拉斯不仅事先准备好演讲稿,就连反驳对手的话也是事先写好的。即使在进行即兴辩论时,两人使用的句子结构、句子长度和修辞手法也不脱书面语的模式。当然,在他们的演讲中也有纯粹口语的东西,毕竟他们两个都无法做到对听众的情绪无动于衷。但是,印刷术的影响无处不在,到处是论证和反论证、要求和反要求、相关文本的批评和对对手措辞的百般挑剔。总而言之,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像是从书本上照搬过去的文章。这就是为什么道格拉斯要批评他的听众,他说他需要的是听众的理解而不是激情,他的听众应该是沉思默想的读者,而他的演讲就是他们进行思考的文章。

在奥托瓦的第一次辩论中,道格拉斯以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来回答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的朋友们,他说,“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激情或热情。”1对于听众的良知,甚至他们的判断力,我们无法过多评判,但谈到他们的理解力却是有话可说了。

首先,我想证明,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其次,我想论证,在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是怎样变得无能而荒唐的。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
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奥威尔？还是赫胥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