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下午下课后，米歇尔会去第三世界中心给中心主任的幼子乔纳森-布拉索尔弹奏曲子。他最喜欢的一首曲子是《花生》的主题曲。早年在芝加哥，为缓解克雷格在篮球赛前的紧张情绪，米歇尔弹的也是这首曲子。比尔德记得，在米歇尔弹钢琴时，还不到10岁的乔纳森就坐在她身边的长凳上。“她会拿出时间来和他交流比尔德说，“但这是双向而非单向的交流。”米歇尔同中心主任切尔尼，布拉索尔合作，开办了一个针对普林斯顿教职员子女的课余请导项目。参加该辅导班的主要是有色人种儿童，因为他们的家长希望能有一个可以更好地满足孩子的需求的项目。西蒙斯就是其中的一位家长。她给女儿报名参加了这一项目，其本人也成为第三世界中心的常客。“普林斯顿很难聘到黑人教授，因为非洲裔美国家庭在这里会感到孤独。”西蒙斯说，“作为一个家庭，作为学校的教职人员和工作人员，我们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那儿，因为只有在那样的地方，我们才会找到归属感。第三世界中心组织的活动让我句感到很舒服，但其他人则不然，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在校园里重新搞一个种族隔离区。”

出生于医生家庭、来自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霍兰德说。同米歇尔一样，她也在该中心勤工俭学，接电话、记留言、打备忘录、送资料，“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在一个多民族团体中，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也学郅了很多东西。”她回忆说，在普林斯顿的那几年，她经历了各种起起伏伏，走出了一条既不受制于白人的特权，也不受制于黑人的责任规范（关于一个黑人如何对待其他黑人的不成文规定）的人生之路。，那是一段最好的时光后来成为北卡罗来纳大学美国研究教授的霍兰德说，“但也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

相比于大多数白人学生，少数族裔学生更关注与种族和民族有关的问题。米歇尔的学术追求就与种族、阶层和价值观等问题相关，她在毕业论文中研究了普林斯顿黑人毕业生的身份和自标飼题。在前言中，她写道：“在普林斯顿的经验使得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我的‘黑色^我发现，在普林斯顿，尽管一些白人教授有着非常自由和开放的思想，尽管同学们想方设法接近我，但有时'我还会觉得自己像个游客，觉得这个校园并不属于我。在普林斯顿，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与白人互动，通常的情况是，我首先被视为一个黑人，然后才是一个学生。

在1979年8月一个闷热而潮湿的下午，当克雷格从拿骚大街上的一辆公共汽车上下来时，他感觉自己仿佛穿过时空隧道，走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所大学，似乎每一秒钟都会有学生取得重大医学进展，或出版自己的小说。拿到期中考试成绩后，他在投币公用电话亭前几乎哭了出来。他听从了一名顾问的建议，学习工程学，但考试成绩却是一个C、两个D和一个F，天生忧虑的他尤其担心这会让父母失望。他对父亲说，他担心自己无法坚持下去。“这或许超出了我的能力。”他说，“我或许不应该来这里，我或许是走得太远了。弗雷泽打断他的话，告诉他要振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