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如上文所述，病中出现的各种情绪与感受进人了女性的文学创作。从审美化的客体到对生命的体验，具有女性气质的疾病以各种方式得到再现。笔者以为，女性诗歌中疾病题材的盛行以及对疾病不同的再现方式，与其所具备的为女性在生活中构建出另一个空间的潜在能力有关。疾病题材不但与帝国晚期的文人文化中出现的私人转向相连，也与私人化和个体化的文学再现有关。疾病题材也与更多的公共题材并存。女性在编辑与创作诗歌时会对这些公共题材有所涉及，比如薛绍徽就是一例。本书中另有数篇文章对此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女性患病时的主观感受并不见于医生所撰的医书或医案之中，而只能从女性对于自身疾病体验的诗化记录中得到还原。

对于晕船的症状，诸如心悸、眩晕和呕吐，薛绍徽仔细叙述了其中的一些细节。但正如。有时喷珠玑，淋漓泻飞瀑。这样的句子所显示的，她用一些雅洁的诗歌意象来指代那些最污秽的部分(这一点与袁枚诗中的排泄比喻正好相反)。

道是膳饮多滞留，须用将军破坚阵(自注用大黄三荆。果如触犯天屎星，暴下农田千亩粪。渐渐胸膈得舒展，五浆三馈才能咽。

要讨论袁枚诗集中的例证，就必须考虑他的诗学观。袁枚主张在诗中抒写个人"性灵”，提倡诗歌创作中情感的自然流露与个人表达重于对作者学识、诗歌形式与道德教化的关注。在他看来，写作必须契合于个人的性情与特质，亦即人之“性灵”。由于袁枚诗学理论中对于本真的自我表达的推崇，他在诗中描述自己身体状况时的直率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不仅在诗中描述足疾之苦，还记叙了更多的身体不适。除了前文已提及的几种疾病之外，他还在诗中描写了疟与痁、癣、足疮、齿疾/齿痛以及腹疾等病症，并常对症状详加描述。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痢症似乎一直折磨着他。当袁枚日渐衰老，他在描述身体状况时的笔触也愈发直接坦率，甚至会夸示他的恶趣味幽默。

对于在病中或在康复期的诗中人物而言，写诗似乎能使她们获得一种不同于常规经验的对时间、情感，以及其他感受方式的认知。换言之，通过写诗，围绕着对疾病的体验，一个暂时脱离社会规范、责任与等级约束的空间向女性敞开。

普遍存在于诗歌中的这种倾向，与く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对疾病症状与病情诊断的详细描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诗化表达中，女性对于书写疾病的兴趣并非在于疾病本身，而如上文所强调的一点，在于将患病视为一种手段来表明对生命的体验存在着其他可能与维度女性私人生活中的身体感觉、心理认知、情感状况以及精神上的反思。

具体的症状也许已经被笼统地概括为虚弱感，而不是确切指出其部位与情形，例如胃疼。毫无疑问，教养良好的闺秀必须端庄合礼，不仅日常举止上如此，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要如此。受此约束，她们不会直截了当地在公开传阅的诗作中提及自己的身体部位或是其机能。通常在诗题中只用一些意思模糊的词语来指称疾病，诸如"小病”、“新病”及“春病”与自身阶层和地位相适应，女性奉行一种得体有礼的诗歌写作规范。

唐代名医孙思邈对此现象作出了为人所熟知的总括：“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

然而，吴一立(Yi-LiWu)在其书中指出，自17世纪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医学观念，以为除了与妇人生产有关的情况之外，男女的身体结构基本相同，而医治女性较男性为难，这与加诸女性之上的社会规范和习俗有关。这种言论颠覆了孙思邈以为男女在体质及生理上都存在着差异的观念。

可以肯定的是，男性文人也在他们的诗中写到疾病或是在病中写诗，但明清女性不仅将疾病变成她们诗歌中常见的一种题材，而且似乎还发展出一种将疾病与写诗联系在一起的书写模式，一种或许是女性特有的写作倾向。对女性而言，她们对时间延续疾病的体验往往成为她们诗作的开篇甚至是写诗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