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丧礼俗给了下层女性一个以她们口头表演技能表达悲哀与孝心的机会,允许她们在仪式中担任特别角色,这在中国本质上以男性为中心的礼俗文化中确实非同寻常。而这种带有戏剧表演性的公开活动并不适用于上流闺秀。哭丧中女性这种任性的情感宣泄,即哭丧哀号表演的这种核心本质为上层社会礼教规则不能容忍,也与正统的妇德观念格格不入。

骆绮兰选集中的女作家都出身名门，这些家族恪守儒家礼教，对家族名声非常重视。家里若有妻子、女儿或者其他女性亲属想出版作品，前提一定是不能玷污家族名誉。而骆绮兰选集中的女作家和他们的家族，以及认可骆绮兰作品的文士，都认为骆绮兰是个优雅的女士，拥有毋庸置疑的家族背景和令人尊敬的艺术水平。

同时代的，还有上百个跟骆绮兰一样有才华的女性，然而骆绮兰有一种特质是其他人所没有的，就是她敢于表达自己求名的欲望。有趣的是，恰恰是她在前言结尾处中对自己求名行为的自我批评，获得了其他人的赞扬。她公开承认自己。好名外，使人减少对她不合礼教行为的批评，但是她又很谨慎地说，她是因为年轻，不懂得约束自己。从这看来，骆绮兰的自我批评可谓相当含糊其辞。

袁枚跟其他人之间并不都是这种互相欣赏的关系。他比较欣赏诗中的性灵，注重诗人的情感，反对一味模仿大师的作品。袁枚称赞骆绮兰的诗就充满性灵。直到20世纪，世人仍对袁枚及其弟子褒贬不一。19世纪末的革新家梁启超(1869一1929)曾认为袁枚的作品“臭腐殆不可向迩”。对袁枚的批评也延伸到了骆绮兰身上。

骆绮兰非常尊敬她的老师袁枚，是袁枚把骆绮兰带进文学圈，使她结识了很多官员。袁枚对骆绮兰的诗画创造有很大的影响，也是他带骆绮兰进人了他庞大的社交网络。袁枚认为骆绮兰是他的明星弟子之一，作为回报，骆绮兰将袁枚排在赠言集作家的第4位。袁枚1739年中进士，是18世纪最著名的诗人之一。除了文学成绩之外，袁枚在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官，但他三十岁出头就隐退到南京的随园中生活了。

女性若要发展自己的才能并获得尊重，她们就必须依赖丈夫、父亲或者其他男性亲友所给予的赞助。即便如此，她们追求名望也要适度，否则就会失去别人的尊重。不仅如此，通常来说，女性作家社交圈较窄，通常都是男性亲友帮助她们联系出版人。因此，骆绮兰出版女作家选集解决了两个问题给女性文学作品提供一个发表的平台并让她们走出家庭小圈子，同时她自己作为女性编辑也可因此扬名。

清朝中后期女性文献远超前代，女性文学作品的传播也达到了空前的繁盛。女性作家之间互相勉励、发表作品、男性亲朋给予女性作家的文学指导及财务支持，都是女性作家在文学世界崛起的重要因素。曾以别集或选集形式出版女性文人作品日益增多，到18世纪末期，一些女性诗人和编辑已经小有名气了。


颇为矛盾的是，尽管出版选集的目的是宣传中国女性作家及作品，这同时也可能隐去女编辑和女作家的个人身份。选集中通常都不会提到编辑的身世背景、她们编排选集的原则以及她们与所选作家的社会互动(如果存在的话)。选集所选作家有时也面临同样的命运。虽然她们的名字被记载了下来，作家生平简介也会提到她们被选中的诗作，但是这类简介大多是从现存的、大多由家庭成员撰写的记录中摘抄下来的，通常未加分析就被重复刊登在不同的选集中。简介之后则刊载作家被选中的作品，往往只是海量创作的冰山一角。

冼玉清不仅是学者，她也是才华卓著的诗人和画家。为了发展这些才能，她决定一生不婚，这种决定在前现代是难以想象的。冼玉清从1920-1950年代在岭南大学担任过数种职位。50年代她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此时她的健康状况恶化，于是她放弃了教职。冼玉清从30年代开始便著作不辍，尤其是与广东有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