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各地,商品流通路径能超越政府掌控,到达令人讶异的地方。......而在香港,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控制,而是因为政府不愿意管。
香港一直以来被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时报》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其经济发展最不受政府官僚掌控。不过香港自由经济之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神话:事实上地产商和其他商业巨头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然而,自由经济确实一直是香港的主流价值观。

量庆大厦中的穷人几乎不可能变成富人,非法劳工可能永远也拿不到香港居留权,或者攒足钱变成商人,避难者也很有可能申请失败,正如香港其他90%的避难者一样。但同时,穷人和富人一起支撑着重庆大厦的资本主义。在这一层意义上重庆大厦与香港其他地方、中国内地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地区并无两样,它也表现出巨大的贫富差距。不过重庆大厦有一些可见的不同之处:它不同于不露声色的企业剥削,重庆大厦中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认得彼此的面孔,被剥削者不寻求反抗,而是向剥削者看齐。

尽管社会系统存在各种不公现象,但是大家都不去质疑这个系统,只看到系统中自己相对于其他人的具体处境,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原因是,来到重庆大厦的人就算是受到迫害成为避难者,他们至少还是有足够钱飞来香港,这是他们许多同胞所不能企求的,彰显了这些人在祖国的精英地位。重庆大厦可谓是“第三世界国家成功人士的俱乐部”,包括那些大厦中最落魄的人群,不管他们在香港曾受到何等蹂躏。

过去几年,我在重庆大厦见到或者听说了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种族间互动。一位西非手机商遇到另一个巴基斯坦手机商,对方介绍自己是“侯赛因”,西非人瞪大了双眼,马上跑走了,显然他误以为那个生意人是前伊拉克独裁者或其鬼魂。一个穆斯林手机店经理告诉一个信基督教的非洲顾客:“朋友,你是个基督徒,但是你却给我带来这么多麻烦,我必须重写收据。我们同样信神,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那个基督徒沉默不语,但之后他告诉我:“他的神不是我的神。”

正如我们所见,大部分来重庆大厦的生意人是非洲人,大部分游客是中国内地人和欧洲人,也包括日本人、澳大利亚人和世界各地的游客;除了少数例子以外,店铺老板、旅店和餐厅的经理是南亚人或华人,只有一小部分是菲律宾人。因此,这些在重庆大厦出现的不同人群间的交流必定有种族间的互动。

他不是傻瓜,而是一位梦想家,正如重庆大厦中的许多其他人一样。重庆大厦川流不息的年轻商人、持旅游签证的工人、避难者,只是这些人的梦想更合乎逻辑而已。如今谁的生活不依靠梦想呢?重庆大厦的人们更加如此,由于它如此廉价,所以成为许多国际梦想家的最后住所。他们在此逗留,正是因为口袋里的钱不多,他们的道路能在这里走得更久远。

大厦中还有一些进行心灵旅游的旅客。我遇见过几个欧洲人，他们刚刚在香港北部乡下地区完成了十天的佛教内观禅修,其间必须一直保持沉默。禅修课程最后一天要求他们探寻印度精神,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当然也有囊中羞涩的缘故),他们来到了重庆大厦。有一个欧洲人在我们交谈完毕后,双手合十念namaste,一句在重庆大厦伊斯兰教气氛下不合时宜的南亚佛教语。另一位欧洲人说,静默提升了他的精神境界,但当他面对重庆大厦的景象时,却由衷地笑了一一似乎在这么多天静默沉思后,他对眼前人们的劳碌奔波感到惊奇。

在我遇见的精神受创的旅客中,中国内地人和美国人居多。但近来,有更多经验丰富的中国内地游客,如同欧美和日本游客一样寻找冒险。我见过一对来自上海的夫妇,他们说没有见到旅游书描写的“老鼠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景象,感到失望。我解释说自己也从来没在重庆大厦中看到过老鼠(但是在大厦外的巷子里见过一只),除非有很好的运气,他们应该也不会见到老鼠。

在网上预订旅店的一些游客往往备受惊吓。中国内地游客用粤语告诉我:“我从来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非洲人,太吓人了!”她在网络上找到旅店,被其便宜的价格所吸引,不过网页并没有提及其所在的具体大厦,这里有超乎她想象的种族多样性以及奇异之处。另一位中国内地游客向我抱怨:“我想吃中国菜,但是这里根本没有中国餐馆。为什么一间都没有呢?香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我给他的回答是,香港确实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重庆大厦不算是香港的一部分,它更像是香港心脏部位的一块发展中国家的岛屿，要不然为什么这里的价格如此便宜？

我在重庆大厦的各种旅店里找到了来自129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大部分是游客,从世界各个角落来到这里。

每到星期天,数以万计的家庭佣工从香港各地涌入香港商业区中环,在那里吃喝玩乐,和友人聚会。有的佣工也到重庆大厦来,为了一尝重庆大厦的美食,南亚菜肴比她们在雇主家里吃的中国菜更对胃口。

因为持香港身份证,他们可以每月领取香港政府大约4,000港币或以上的津贴,用来买毒品和酒水。一天下午在重庆大厦背面,我透过一个人的硬纸板住所,居然看到他在阅读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我当年将此书列为人类系研究生理论课的阅读书目。

主要的瘾君子与尼泊尔人有关,大概有四十个尼油海洛因瘾君子在大厦附近,他们许多人睡在位于重庆大厦的后巷,以及楼梯间的硬纸板小屋里。
这些人是廓尔喀的儿子,廓尔喀八九十年代曾在香港英军服役,所以拥有香港居留权。这些三四十岁的儿子们在尼泊尔有妻儿但是他们抛弃了父母包办的婚姻,显然他们被寄予太多厚望,大家希望他们能在香港创造巨大财富,结果他们宁愿变成瘾君子,把拿到的香港政府津贴花在海洛因而非住房上。

如之前所提,香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是一个特例,因为它的边境政策较为开放。除了少数国籍人士需要提前申请签证来港以外,大部分国家的人可以到达香港国际机场直接获得十四天、三十天、九十天的逗留期限。这令香港这个旅游胜地易于到达,不过这也同时让香港像磁铁一样吸引来国际避难者。...... 只有很小一部分避难者能拿到难民身份,能在第三国寻求定居,比如加拿大或美国。大部分避难者用以上方法无限期停留在香港,等待命运。

临时工在香港处境危险,因为他们一且被发现非法打工,就可能被起诉。坐牢、甚至被禁止再次进入香港。然而,他们也特别难被捉到。只要有入境处警察踏进重庆大厦，站在大厦前的看守和友人就会打电话通知,大批非法劳工就会突然从柜台消失，或者混进游客和商人之中。由于香港华人在重庆大复很显眼，而且便衣警察也容易被辨别出来，所以临时工被捕的几率非常小，尽管有时仍然有几个毫不警惕或倒霉的工人被捉到。
没有这一群非法工，重庆大厦中的许多生意都没办法维，如果手机铺、小食摊和旅店只聘请合法劳工，人力成本将翻倍，价格也将成倍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