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更加微观的角度来看,身在非洲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拥有资金和规模的优势,很可能会渐渐取代来中国的非洲人。当非洲最后完全融入全球环境的时候,也许不再需要非洲商人来往于非洲与中国之间。但就现在而言,这些商人如同驼队,或昔时的商船(当然现在迅速很多),把中国制造的全球商品带回祖国。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令发展中世界全球化的马可·波罗。

这些商人的未来也许会受到局限,正如我之前的讨论,中国公司正在进驻许多非洲国家,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内可能逐渐代替这群商人。学者们早已有长篇论述中非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和政治关系，渐渐地,这不仅是政府或大型企业关心的事,还牵涉到中国小型企业以及个体商人。中国进入非洲,象征着一个重要的全球趋势:中国逐渐取代西方,特别是取代非洲过往的欧洲殖民统治者,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及赞助方。

不论是好是坏,确实是这一批商人及其商品通过中国内地和香港,把世界带到非洲。按照商人的说法,尽管中国产品遭到一些商人和海关人员的轻视,但它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即便许多产品质量低劣,但它让贫困的非洲社会尝到非洲以外大千世界的味道,虽然是仿冒的、残缺的或二手的,它仍然是外界的真实滋味。这就是商人的终极意义:他们至少将全球美好事物的摹本,带到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

中国内地的种族歧视情况比香港严重,那里有一些非常愚蠢的人,我是说真的!你坐在公交车上,有时没人坐你旁边,这种情况在香港发生过几次,但在中国内地,那个座位就像真空了一样。他们对你没有任何尊重可言。

重庆大厦的批发商人代表了中间枢纽—他们贩卖的大部分商品在中国制造,然后散播到世界各地。重庆大厦的角色正如香港本身在全球的角色—一它是中国内地和世界之间的贸易中心——然而,许多商人都抱怨现在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不过重庆大厦的批发商铺确实因为中国内地的竞争而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一个重庆大厦的香港华裔女商人认为,重庆大厦充当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中间商的余地越来越少,今后香港的未来也是如此。

与中国内地竞争的是香港深水埗的工人阶级,深水深水埗位于重庆大厦以北大约三公里处,是一个专门为非洲市场批发服装的地方,其商铺往往是中国内地工厂的出口贸易店。有的非洲商人告诉我,深水埗的价格常常比重庆大厦低廉许多。

另外也有人奔着廉价租金来到重庆大厦,没有落户香港其他地方。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生意与重庆大厦的主流经济活动毫无关联。我曾经访问过一位贩卖蛋白石的商人,他在重庆大厦高层有一间办公室。他从澳大利亚进口蛋白石,然后运到中国深圳制作成各种成品,再送到他在香港的办公室,最后运回澳大利亚卖给游客,这些游客一般是中国内地人,他们想在澳大利亚买到那里特产的蛋白石,但是由于澳大利亚的人力成本比中国高很多,所以这些游客很讽刺地在澳大利亚买到了中国加工的蛋白石,而这些正是拜这名男士所赐(重庆大厦中还有许多生意跟他的一模一样)。他在重庆大厦已有二十四年,办公室可以开在香港其他地方,不过出于租金考虑,一直留在重庆大厦。

为什么这些店主要在重庆大厦开店?正如第二章所提,特别对南亚人来说,重庆大厦也许是香港少数几个能让他们自在生活工作的地方之一。一个拥有香港居留权的巴基斯坦人可以在重庆大厦一楼开一家手机店,与周围的巴基斯坦同胞一起像在家乡一样生活,不论他们是竞争对手、朋友还是陌路,因为他在香港其他商业环境没有家的感觉。

按照以前的说法,香港是一个夹在两个第三世界经济地区中间的第一世界岛屿:一边是快速发展的内地,但它仍然缺乏完善的经济制度,另一边则是非洲国家。重庆大厦本身也就成为了第三世界经济的化身,由于其独特的位置,它的存在得益于所处的第一世界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