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难者非法打工,那么这人在香港就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还能汇钱给家人、支持家人和建立未来的居所,而且这个人也可以忙于处理新事物。那些守原则(或懒惰)不愿意工作的人们没有此类机会。总而言之,成为一名遵纪守法的避难者是一个可怕的命运,违反规则也许会带来还算不错的新生活特别是对于那些可以做私有贸易经纪人,或做生意的精明人士来说。
当然,对于避难者和重庆大厦中的其他人来说,法律的制订是为了受到遵从,只要一个人不贪心或不明显藐视法律,就不会被捉拿,这正是重庆大厦的规则,正如我们在此章节可见。我认识的一些避难者的悲剧在于,尽管他们因为非法移民身份触犯法律而被监禁,他们却是重庆大厦中少数认为应该完全遵守法律的人。
这就是最后的矛盾,即遵守法律,这些避难者不仅是重庆大厦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弃儿。

假如此事成真,香港避难者的处境将发生急剧的变化:如果香港政府的调查人员接受适当训练后,加快判决避难者的命运,香港似乎不再会是经济避难者的避风港。另一方面,也许在判决避难者资格方面,香港政府的调查人员和联合国难民署的援助不过半斤八两——如果避难者被遣返和杀害,香港政府将无法承受媒体曝光。事情将如何解决,还有待观察。

香港政府对避难者的问题十分担忧,一位高级官员将不断增加且无身份证的避难者称为“定时炸弹”。香港无疑能接纳比官员愿意承认的数字还多儿千名的避难者,特别是许多避难者有较高知识水平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成为优秀的中学英语教师和文化使者)。香港避难者议题的讨论变幻莫测,但一个可行方案是,政府可以允许已在港的避难者工作,同时大幅缩紧签证政策,这可以解决避难者的问题,不过也会关闭未来申请人士的门路,也会改变重庆大厦的本质。重庆大厦的存在主要依赖于香港愿意给多个发展中国家的访客提供免签证入境政策,而且不骚扰经商或受聘的这些人。

不过据我所知,香港政府并不会强迫申诉失败的避难者回国,而是试图促使他们同意回去,而且香港政府显然还要负担遣返费用。正如一位避难者告诉我的:“警察也许让你坐牢,连续几个月把你留在那里,不过他们不会让入境处遣返你回国,除非你自己要求。”
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犯下严重罪行的人,不过即便如此,遣返的例子也并不多见。由于极少申请人获得难民资格,而且极少人被遣返回国,因此避难者人数不断增加,暂时没有解决方法。人权律师不断将案件提交至法院,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出现如今的情况,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下去,终究需要让步。

我多年来与避难者打交道,很难听到一句关于联合国难民署的好话,众多避难者将其视为无能和随便判案的组织。而另一方面,香港警察和政府被大家看好。我曾与一位联合国难民署的职员谈话,得知难民署不得人心的原因在于,避难者将联合国太过理想化,因此其错误被看作是不可原谅的。香港警察则被与避难者祖国的警察相作比较,他们觉得不收受贿赂和相对公平的香港警察十分了不起。

香港是一个不赖的地方,很安全,这是最好的一面,你可以去往任何一个角落,不需要左右防备。当我第一次到达香港时,这里存在华人对非洲人的歧视问题,但这种情况慢慢消失了。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不论你是不是香港人,都会依法受到对待。对,我感觉自己在香港受到不错的待遇,我理解如果香港允许避难者工作,香港人的工作机会就会更少。
我来到香港,感到最失望的是联合国难民署,因为他们的办事不透明。他们会说你之前面试时“说过这个”,但他们也许完全弄错了,而你却毫无办法。由于香港没有签署日内瓦公约联合国难民署独立行事。你动不了他们一根毫毛,也不能找律师挑战他们。我的底线是寻求庇护,我因为生命受到威胁而离开祖国,但是现在应该保护我的国际组织说不能保护我,我该怎么办?联合国难民署不可信,他们坐在空调房里,对非洲毫无了解,我希望那间香港办公室工作的人也成为避难者,然后他们就会理解了!

尼泊尔瘾君子是廓尔喀在香港的后代,因此拥有重要的香港身份证,避难者没有获得这种证件的机会,香港政府便以有限的人道考量对待他们,同时也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除非避难者与香港人有婚姻关系,不然香港永远不会成为他们的家。
政府的做法在其立场上完全可以理解,香港无法承受难民的泛滥,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却是悲剧。这些避难者拥有极好的才能,但香港没能了解和运用这些才能。其中有一些避难者通过各种义工活动,让自己多多少少有些事情做,还有的去图书馆,有的只能活在焦虑中。许多避难者虽然遭受蔑视,却形成了重庆大厦的知识分子阶层。

避难者有另一个办法逃离摇摆不定的生活,即娶一个有香港居留权的女朋友。只要能维持婚姻,避难者就不会被遣返。许多避难者的女朋友是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家庭佣工,她们受合同限制不能结婚。

由于避难者可能要用数月时间才能拿到提供住处或房租救济的必要文件,有些人曾长期露宿街头,栖身在香港旅游景点天星码头周边。文件批核的过程中或许还包括多次电话谈话和反复哀求,接下来避难者的基本生活物质多多少少受到照料,但其他的担忧依旧持续。一些避难者确信,祖国会派来秘密警察跟踪他们,这种害怕也许过于离奇,但有时却不一定。

一个避难者曾经告诉我,如果某人遭受酷刑或曾目睹家人被杀,他们的脑海里一直会记得,不会忘记。他说自己不断做噩梦,梦见在索马里见到的骇人事件。他认为许多西非或南亚来的避难者一定是“假”避难者,因为他们看起来太喜悦了。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有多高。一个避难者在我的课堂中,以非常轻松愉快的口气描述酷刑,令我怀疑他的人生是否真的曾经遭受过强烈痛苦,但后来我知道,他最近才从香港的一家精神病院出来——他也有心魔,尽管不是他选择展示给我看的心魔。我认识的避难者中,有多少人确实有过可怕经历,还把那些经历隐藏在内心,又有多少人从未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也许更不应该问这个问题,但我却忍不住想问。我特别记得一个午夜后,一名来自中非的避难者向我吐露心声，他采用了兄弟的名字,因为兄弟的死亡是他的责任。政府当局曾经搜寻他,他躲藏起来,于是他们杀死了他的兄弟。他难以抑制地抽泣了半个小时。那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这些人逃跑都有一定道理,因为他们的生命面临危险。然而,尽管这些个案牵涉死亡威胁,但却与酷刑或要挟无关,与政治、宗教或种族上的迫害也没有关系,而是个人纠纷。在发达国家背景下,受到这种威胁的人可以申请禁止令,或者通过其他法律渠道摆脱困境,但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却没有这类选择。他们的申诉个案也许会失败,除非他们能编造不同的故事,因为他们并不符合难民身份的标准。

避难者旨在被纳为难民,然后被派往一个第三国定居,比如加拿大或美国。然而,只有很少一部分避难者可以达成心愿,成功案例大多来自局势混乱的索马里等国家。有的避难者确实拿到了难民身份;有的则与香港人或其他外国人结婚,从而拿到居留权;有的人返回家园;还有的人被遣返。不过,我认识的大多数人年复一年在香港维持生计,无法去到其他地区,无止境地寻求其个例得到解决。

各种不同类型的警察来过重庆大厦,有的是戴着警帽的普通警察,一般并不关心非法移民,而是关注诸如抢劫和袭击等罪行,以及维持公众秩序, Billy Zeng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名。还有的警察专门寻找触犯入境条例和其他条例的人,他们头戴贝雷帽,很容易在重庆大厦引起人们的恐惧和戒心。另外也有便衣警察,主要负责搜查毒贩,但有时也逮捕在弥敦道上兜售假表的贩子和非法劳工。

警察只在投诉基础上行事,但这条规定不适用于毒贩,警不需要接到投诉才调查他们。
......警方其实希望与非华裔人群建立良好关系。对所有这些人来说,关键在于不要害怕警察,要填写罪案资料表格,警察不会将表格置之不理,他们会有所行动。

对,年轻警察会拘留像避难者一类的人,老一辈的警察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们找麻烦呢?”很多年轻警察想按规矩办事,而较年长的警察则认为罪行应该主要是谋杀、强奸、抢劫等行为,这些行为严重扰乱公众秩序。而逾期逗留等行为是非常低级别的罪行,它并没有对公众秩序造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