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被评为“全球化最佳案例”的大厦，收容的住客来自一百多个不同国家,这些住客在这座“小联合国”如何互动,亦可成为一个“另类联合国“的田野调查。虽然重庆大厦就在香港的闹市中心,但内部运作自有其规律，和尖少咀仿佛属于两个世界,成了特区中的特区。在重庆大厦活动的人，缩影了三千宇宙，那些寻求护的人,各有其传奇出处；慕名而来找康价旅馆的游客，会发现香港对第三世界最包容的地方;依靠重庆大厦地下经济生存的异乡人，则往往有着比狮子山下更励志的故事。这些背景，令不同学科近年都对“重庆大厦学”趋之若鹜,令这座大厦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后,得到另一个身份被重构的契机。
——沈旭辉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暨全球研究课程主任

尽管重庆大厦目前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它也将逐渐成为我们生活的世界。低端全球化不是世界的过去,至少在某些方面它是世界的未来。重庆大厦在其特定环境下必然消失,但就更深层意义来看,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也许不久将成为整个世界。

香港过去几年的报纸消息和网络文章,经常表达出希望拆掉大厦的愿望,但由于业权组成的条件,拆除十分困难。在2001年之前,法律规定如果未能获得90%业主的同意,大厦不得拆毁。2001年之后,这条法律不再占据主导地位,香港市区重建局在必要情形下,不需获得这种同意而可以直接拆毁楼宇。

重庆大厦依旧是一个边缘地带,因为它与香港其他地方在种族组成上不同,受到大部分香港华人的歧视或恐惧。然而,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边缘地带,甚至是一个世界主义的边缘地带。它的世界主义是周边香港环境所不能想象的。

重庆大厦的和平氛围不仅来源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因为重庆大厦中的每个人都有较为成功的人
生——从他们的来到大厦即可表现出来。在新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式的竞争环境下,这里的大多数人多多少少算是成功人士。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尼泊尔瘾君子。讽刺的是,一座在香港臭名昭著的大厦,除去几个角落外,事实上却是坚定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资本主义商会所在地。

避难者来香港的原因在于,他们迫切需要离开祖国,而香港比其他发达国家与地区更容易进入。正因为他们能来到离家万里之外的香港,而不是去其他周边地区,印证了世界上避难者移动的典型模式,也证明了他们有相对不错的境遇。他们有足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才知道“应该去哪里”。他们没有沦落至肮脏的难民营,而是到了香港—无论这里对避难者来说是多么艰苦的地方,它还是提供了发达世界的简朴待遇,而非发展中世界避难者较差的境遇。

重庆大厦中许多居民的世界主义与外面香港人缺乏这种世界主义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讽刺的是,香港人近年来经常抱怨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不中不西,如同流浪汉一般。重庆大厦中很少南亚人只针对香港华人的歧视问题,他们认同香港华人和自己一样,也许二者都苦于不得已的世界主义。

重庆大厦中更多的南亚人,多多少少认为自己只是暂时住在香港,尽管他们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因为他们觉得香港是个华人地区,所以不是他们的家;他们的梦想也许不是回到南亚国家,而是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世界主义:这些人也许感觉自己是世界公民但那是出于苦涩的文化需要,而非世界主义的选择。

阿赫迈底亚的穆斯林,是一群十九世纪宗教运动产生的信徒。在广义来说,阿赫迈底亚和伊斯兰的关系,类似摩门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巴基斯坦已经宣告阿赫迈底亚信徒是非穆斯林,因此迫害他们。

总而言之,重庆大厦以及整个香港,确实给世界带来一股包容多样性的力量。重庆大厦能够如此,正是因为在它狭小的空间中,有如此多不同国籍和宗教的人群,不可能接受不宽容。如果一个人不接受不同的文化、教义、道德准则的存在,就无法在重庆大厦生存和经商。香港社会能够如此,则是因为其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最为强调对金钱的追求。暂且不论这种宽容态度能否延伸至人们在重庆大厦以外的生活中,至少这在重庆大厦内是主流态度。

这不仅是我的个人观点,有一位华人店主反映了许多其他人的观点,说穆斯林顾客比基督徒更好,因为前者出于宗教信仰,认为自己不应该骗人,而后者则因推迟付款而臭名昭著。不过,重庆大厦中也有不少喝酒嫖妓和做其他坏事的穆斯林,可以断定并非所有人都遵从伊斯兰的道德要求。

较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对于重庆大厦的（黑暗荒废的）观念似乎有所改变,或许整个香港华人群体亦如此。我暂时作出这种假设,因为三年多的田野考察太过短暂。任何一个突然发生在重庆大厦或世界上的事情可以改变一切,也许是令人咋舌的罪行、一场全球大萧条或是一个地产策划,这确实已经小规模发生了。

对于许多年轻的非洲商人而言在重庆大厦或更广阔的中国南方获得成功,表示他们长大成人如果他们失败了,就会受到羞辱,但是他们一旦成功,就会成为父老乡亲所尊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