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多年中，这座城市在物理层面上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在休整过的库房一旁，新的建筑一幢幢地拔地而起，这说明了这些年里曼彻斯特在财富上的变化，也正是这座城市的领袖们所看到的方式。就曼彻斯特在旅行者、政府官员和商业领导人心目中的地理想象而言，它现在被认为是一个能举办大型经济、文化、运动和政治活动的地方。

可是，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特别关注某些地方和某些人，并予以某种优先照顾。真正被曼彻斯特寄予厚望的是它的中产阶级，以及生活在市区之外的人们，他们只是在周末和工作日的晚上到城里来。其经济策略是以那些相对富裕阶层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活动为前提的。越来越多的市中心地段被建成了商店、酒吧和健身房汇聚的场所，只有中高等收入的人群才能消费得起。由于反映交易价值的租金上涨了许多，某些类型的用地功能已经被挤出了市中心。人们将曼彻斯特越来越多的城市建设环境重塑为一个特殊的消费型结构：一个专为具备大额消费能力的人群开发的地方。结果，基于使用价值的规划逻辑已经被基于交易价值的规划霸权所取代。虽然市中心现在看上去繁华一些一一当然如果你消费得起的话，但许多不平衡状况依旧存在，与恩格斯在1845年撰写《工人阶级的现状》时情况差不多（如果不是同样严重的话）。许多在1980年代已经最穷苦的人，至今仍然贫困：市中心周边区域的失业率仍旧高于地区和国家的平均值。一派繁荣景象中的漏洞却泄露了一个现实——这依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城市。那些住在贫困社区里的人们并未能从看似肥得流油的经济中获得利益：相反，他们的所得被剥夺了，因为曼彻斯特市中心被逐渐重塑为区域经济的核心，那些住在低价房中的人们便越来越多地在靠近他们居所的购物中心购物。伴随着加剧的经济混乱现象，人们对政治的态度也逐渐冷淡起来，与这个国家其他城市一样，曼彻斯特的选民越发淡然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曼彻斯特人”目睹了城市的扩张——在这方面，曼彻斯特可以说是全球化的先驱者，因为它主动地塑造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出现的全球化经济。曼彻斯特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知名工业化城市，其原因一方面归结于对经济活动的系统化空间组织方面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革，另一方面可归结于一个使得凡事能够以当地的方式得到解决的小群体的出现。现在，大约一百年后的另一群人正在诉诸早先的“曼彻斯特人”的方法来做事。在1990年代和21世纪早期的若干年中，重塑曼彻斯特形象的政策虽然致力于将城市转型为一个后工业化的城市，但是看起来和一百年前的做法没什么两样。那些备受瞩目的人士将来自城市中各行各界的人们聚拢到了一个公共行动的议程上来，赞扬曼彻斯特的成功，并且声称政治既是关于本质的艺术，也是关于表象的艺术，至少就短期来看是这样。大约在1990年代，那些领导这些计划的人开始改变这种在开发项目进行的方式，绕过正式的委员会，将大多数的工作放在非正式的会议上完成。那些重要的投标和主要的合作关系不仅试图拓展它们的渠道，也在试图重新定义构成“城市更新”的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曼彻斯特城市更新的工作，和那些正在同样进行再开发的英国其他地区，以及国外的地区及城市有几分相似之处。在布里斯托尔、伯明翰、卡迪夫、爱丁堡、哥拉斯哥、利兹、利物浦、纽卡斯尔和诺丁汉，地方政府和一群由中央政府创设的机构一起工作，竞相争取中央财政的拨款。如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激励机制、行销策略，以及争取文化与体育赛事的主办权上，对话则是围绕如何能够实现来展开。在全英国的城市中，一个城市更新的榜样被树立了起来，城市开始变得越来越相像。曼彻斯特则处于这一转型过程中最领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