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信，不是简单地信任自己，而是要找到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不再逃避，直面怀疑，在怀疑中找
到飞跃的动力。

理想主义的想法不再吸引人们的幻想，然而矛盾的是，我们需要一些类似概念性的主题和新的高级指导原则种可能与收缩相一致的乌托邦。在《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Qualities)一书中，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写道，“乌托邦更多地与可能性相一致：可能性不是现实性，这意味着可能性现在所处的环境阻止了它变为现实，否则的话它就是不可能性了。把它从约束中解放出来并使它繁茂一那就是乌托邦被创造出来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继续下去，我们还可以说，乌托邦其实便是对于期望改变的表达，而这种敏变又恰恰是形势所要求的。

女性在家务和家庭中的中心角色也成为网络互助系统的一种资源。女性一般都会负责维持家庭关系，作为家庭的管理者，她们既有对家庭事务的总体了解，又掌握着与金钱无关的礼尚往来(例如食物和童装)。因此，研究数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给予和获得帮助，这也就不足为奇。她们植根于提供各种帮助的交往关系中。塔玛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她帮助她的妈妈，和她的姐姐共同使用她们的资金，共同照顾塔玛拉的儿子。塔玛拉的婆婆也提供了塔玛拉所谓的“精神支持”。在防止产生具有破坏性的颓丧感方面，这些物质上和情感上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男性发现自己在工作和家庭两个最重要领域都受到挑战。而他们的社会关系状况则进步限制了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男人的社会关系通常集中于工作方面，在找工作时固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意味着随着失业这些社会关系即告中断。男性在与人相处时也易于对社会地位十分敏感，这也暗示了在他们最需要社会关系的时候，这一网络却恰恰可能出现问题。所有这些再加上他们在家庭中的边缘位置，致使男性很容易泄气，导致他们的酗酒和过早死亡。

杰里米·里夫金得出了以下结论：“当排他性的财产关系在组织人类活动中是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时，自由与自主相关，自主与所有权相关…然而…在供应商和使用者的网络经济里，自由的含义已经有所不同。包容性和使用权，而不是自主性和所有权成为个人自由的更为重要的衡量标准。自由是对于一个人进入某种关系，建立同盟，以及融入一个有着共享利益的网络中的机会的衡量。…在新的条件下，政府部门的角色应该是保证让每一个个人都拥有充分的权利去进入各种网络一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网络，还包括虚拟网络，正是通过这些网络，人与人之间互相交往，实现互动，展开生意，构造文化。”面对城市收缩的状况，很有必要鼓励一场有关土地所有权概念以及财产相关联的权利和责任的定义讨论。

而在微观经济里，每个人都参与决定。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精英阶层，工人在决定公司该如何运转时，必须公开协商。比如说，为了使公司在危机的时候能够存活下来，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降低自己的收入。换句话说，在这样一种公司体系中，不稳定和发生收缩的危机将会公开宣布。由此，收缩和失败就不再稀奇，反会成为一种文化。我们现在的制度里当然也存在危机，但是却被隐瞒了，就像在计划经济里，体制的僵化直接导致整体的崩塌。不断增长和集中化的资本主义面临相似的境遇。因为这种制度已经变得太僵化，而收缩的危机被隐藏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上和生态上的现实状况不再存在，终有一天它将会挣脱权力的阻碍。因此，我们应该致力于寻找一种制度，它能够正视收缩和破坏的危机，它有能力处理这些失败和错误。它只能是这样一种社会：赋予更多的人以机会来做出决定，进行商业活动，并反馈信息，这是一种将个人化推向极致的社会。

生活当中的各个领域，无论是教育、文化、空气、水，还是基因结构，经济应用模式都被合法化或者被批评为“自由市场的胜利”。然而这是错误的。企业虽然追求这些生活领域得商业化，但他们其实对自由市场没有任何兴趣。他们企图控制市场。如果存在知识产权市场，比如开放的执照市场，那么这些企业就不能通过知识垄断权控制市场。事实上对市场的控制只能通过反自由的方式获得：拥有公共检察系统、公安部门、法院及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才有权力颁发专利和版权。这样看来，在“自由市场”大旗下，进入市场的权利事实上却受到了限制，绝大部分市场参与者之间开放的关系也受到阻碍，因为真正的自由市场将会剥夺那些巨无霸企业赖以生存的特权。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型企业能够在没有国家的保护下获得成功，它们的生存完全有赖政治上的决策和市场竞争的缺乏。经济政策希望所有与经济相关的法律权力集中化。政府一直以来的做法是系统性地扶持市场强权，但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同样系统性地削弱这种强权，直至其消亡。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坚持运用自由市场经济的经典原则。比如说，世界市场必须对所有人开放，工业系统的补贴以及对股份有限公司责任的限制必须取消。只有一个“大企业没有特权的市场
经济”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

“增长的必要性”是对今天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批评。它涉及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在不断扩张的基础上，现代的经济系统才能生存。资本主义的运作系统是一个刺激性的系统，它依赖于预期中的增长。一旦增长停止，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崩溃。华尔街和伦敦股票市场的价格只不过是赢利估算而已，具体来说，即投资者期望通过买入和卖出股票会在未来获得多少赢利。然而，与那些反对全球化的评论家们的普遍误解相反的是，它并不意味着股票持有者能够通过公司的收益而获利。国家设计了股票市场的运作方式，使得个人持股者没有权力获得公司的收益。他只能获得股息，而股息其实是可以被操纵的，因此它就并不那么有意思了。对于投资者来说，买股票的动力来源于对股票不断升值的期望。股票升值的期望以及对股票卖出价格的关注对经济提出了必须增长的要求，或许可以称为强制性增长。如果整个系统没有增长，股票交易将会崩盘，因为只有股票价格的不断上扬才能维持这一系统的正常运转。

资本的运动变化不羁，而且是在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中进行的，因此唯有在全球性的运作中才能实现它的再生产。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剩余价值的实现时，它所依赖的条件是存在空间上分散且在质量上参差不齐的劳动力市场。持续不断的再生产，空间上的不均等，以及其他不平等的相互关系，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因此，一方面，资本试图努力消除阻碍这一流通的空间障碍，马克思把这种过程称为“时间消灭空间”。另一方面，使得资本流通呈加速运行的持续动力还需要“生产（更多的）空间”。货物与日用品的生产需要物质性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像工业区、机场、运输和通信系统等。因此，要想支配空间，我们就必须组织好空间。但是这样的投资使资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于城市基础设施动弹不得，而由于物质形态的建造设施相对稳定，它迟早会与技术上的革新以及经济方面的市场策略的改变发生冲突。在积累过程中，这种矛盾使得人们努力以一种最为功能化的方式为这一积累过程制定空间规划，它还使得那种“传统的（自发产生的)”空间和“经过规划产生的”空间之间出现争斗。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在一段时间里能够符合眼下发展模式的地景学景观，但在下一轮循环到来时却又不得不毁掉它。

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呈波浪形循环，并估算出“波长”约为50年。熊彼特同样认为资本主义是以一种不平衡并容易导向危机的形式发展的。他认为主要的技术革新是间断出现，当它们慢慢被用到经济中时，便会引领一段“长波”。一方面，它产生出更多的经济活动和分支，但也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削弱了传统工业和传统技术的价值。根据这一理论，长期的经济发展应被理解成是一个个长波的连续，而每一个都呈现出不同的技术和经济模式。每当危机形成，引发转变，从一个波长向下一个波长发展时，模式也就改变了。

建于工业化早期的陈旧而坚固的建筑物，曾经以其物质体量成为整个旧城的纪念性核心的代表，现在已几近废弃。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前苏联晚期的建筑上：由于相对于当时可以使用的手段而言，其技术上的野心太大，它们因缺乏修缮而深受影响。苏维埃的城市到处都是一个样。除了首都，前苏联在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多少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在城市类型层面上，这些城市都是由相同的成分构成的。因此任何一点在标准要素之外建成的东西，便自然成为这个城市的独有特征，也成为其识别性最重要的来源。现在城市已经开始抛弃它的主要建筑物，只是因为已实在无力去维护它们。那些可以将尤扎和其他相似的城市区别开来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如今几乎都处于废弃状态。假设在不远的将来，这些重要的建筑物都不能被完全恢复的话，这座城市必须承受因自身无特征的形象而阻碍进一步发展的现实：从时间和空间来说，城市的物质性死亡将与它的现代化一并到来。木构建筑（主要是私人住宅）更为持久，因为用最低的技术手段、材料和劳动力就可以完成对它们的维护修缮工作。由于其部件是可更换的，人们便可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防止它们的恶化。这种发展也意味着从大到小，从中央到外围，以及从恒久到临时的层次分级正在消解。如今，城市的核心是由新的功能构成，这些功能巩固了城市的活动，然而显然，这些功能不需要在形式上有什么强烈的表现。这么一来，在城市形象的层面上，表现的缺乏倒是成了眼下最主要的
一种表现形式。

莱比锡在这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它有柏林以外东德最大的混凝土板楼区，也拥有最多的威廉大帝风格的建筑物，但是这些建筑有相当多都空置在那里。尽管如此，莱比锡似乎是迄今为止最具长远战略眼光的城市；它计划把现在的“孔隙城市”(PerforatedCtiy）作为出发点，将重点放在针对城市肌理的弱化这一问题。在此过程中，市政厅的规划师们希望能够保留城市的街区和院落肌理，而一些年轻的参与者，如L21小组，他们则宣传在各个中心之间形成起伏不定的流动地带，这种方式最终便是再次追求一种现实主义的自由流动的城市景观。这也许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有时，或许仅仅只是理念上的可笑的二元论，就像是其中一人用昨天树立的审美意识去嘲笑那些前天还时髦的东西。大部分的建筑师，无论如何，都会给人一种准备不足的印象；无论具体情况如何，他们都会提出那些结构紧凑、快速实现、多功能混合用途的设计，而不管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想的是传统的城市结构，还是那些荷兰的现代设计。在过去十来年里，后者在年轻一代中受到了持续的欢迎。

乌托邦，它是历史上最大的讽刺，建造一个理想的场所或国度的期望居然会引发如此之多悲剧性的失败：乌托邦真正可鄙之处表现在其真正实施时。为何令人敬畏的雄心壮志竟会落到如此让人心酸的下场？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这样大胆地展开想象：一个人的完美理想社会恰恰是另一个人完全不能接受的非理想社会；所有其他人渴望的都是真实的价值，而建筑师对乌托邦的着迷却只停留在形式层面上；当乌托邦是一个令人渴望的目标的时候，它最富效率，但是人们必须格守永不尝试去实现这样的目标，因为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必将面对一个极为可怕的事实，那就是这一渴望的对象终究是不如渴望的动机那么美好。

在过去的20多年中，这座城市在物理层面上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在休整过的库房一旁，新的建筑一幢幢地拔地而起，这说明了这些年里曼彻斯特在财富上的变化，也正是这座城市的领袖们所看到的方式。就曼彻斯特在旅行者、政府官员和商业领导人心目中的地理想象而言，它现在被认为是一个能举办大型经济、文化、运动和政治活动的地方。

可是，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特别关注某些地方和某些人，并予以某种优先照顾。真正被曼彻斯特寄予厚望的是它的中产阶级，以及生活在市区之外的人们，他们只是在周末和工作日的晚上到城里来。其经济策略是以那些相对富裕阶层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活动为前提的。越来越多的市中心地段被建成了商店、酒吧和健身房汇聚的场所，只有中高等收入的人群才能消费得起。由于反映交易价值的租金上涨了许多，某些类型的用地功能已经被挤出了市中心。人们将曼彻斯特越来越多的城市建设环境重塑为一个特殊的消费型结构：一个专为具备大额消费能力的人群开发的地方。结果，基于使用价值的规划逻辑已经被基于交易价值的规划霸权所取代。虽然市中心现在看上去繁华一些一一当然如果你消费得起的话，但许多不平衡状况依旧存在，与恩格斯在1845年撰写《工人阶级的现状》时情况差不多（如果不是同样严重的话）。许多在1980年代已经最穷苦的人，至今仍然贫困：市中心周边区域的失业率仍旧高于地区和国家的平均值。一派繁荣景象中的漏洞却泄露了一个现实——这依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城市。那些住在贫困社区里的人们并未能从看似肥得流油的经济中获得利益：相反，他们的所得被剥夺了，因为曼彻斯特市中心被逐渐重塑为区域经济的核心，那些住在低价房中的人们便越来越多地在靠近他们居所的购物中心购物。伴随着加剧的经济混乱现象，人们对政治的态度也逐渐冷淡起来，与这个国家其他城市一样，曼彻斯特的选民越发淡然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曼彻斯特人”目睹了城市的扩张——在这方面，曼彻斯特可以说是全球化的先驱者，因为它主动地塑造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出现的全球化经济。曼彻斯特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知名工业化城市，其原因一方面归结于对经济活动的系统化空间组织方面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革，另一方面可归结于一个使得凡事能够以当地的方式得到解决的小群体的出现。现在，大约一百年后的另一群人正在诉诸早先的“曼彻斯特人”的方法来做事。在1990年代和21世纪早期的若干年中，重塑曼彻斯特形象的政策虽然致力于将城市转型为一个后工业化的城市，但是看起来和一百年前的做法没什么两样。那些备受瞩目的人士将来自城市中各行各界的人们聚拢到了一个公共行动的议程上来，赞扬曼彻斯特的成功，并且声称政治既是关于本质的艺术，也是关于表象的艺术，至少就短期来看是这样。大约在1990年代，那些领导这些计划的人开始改变这种在开发项目进行的方式，绕过正式的委员会，将大多数的工作放在非正式的会议上完成。那些重要的投标和主要的合作关系不仅试图拓展它们的渠道，也在试图重新定义构成“城市更新”的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曼彻斯特城市更新的工作，和那些正在同样进行再开发的英国其他地区，以及国外的地区及城市有几分相似之处。在布里斯托尔、伯明翰、卡迪夫、爱丁堡、哥拉斯哥、利兹、利物浦、纽卡斯尔和诺丁汉，地方政府和一群由中央政府创设的机构一起工作，竞相争取中央财政的拨款。如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激励机制、行销策略，以及争取文化与体育赛事的主办权上，对话则是围绕如何能够实现来展开。在全英国的城市中，一个城市更新的榜样被树立了起来，城市开始变得越来越相像。曼彻斯特则处于这一转型过程中最领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