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应该成为全国性的,”吉伯特说,“我所描述的国家应该有一个简单可靠、易于控制的政府。它应该类似于那些手段简单而效率极高的庞大机器。这个国家的力量应来自自身的力量,其繁荣来自自身的繁荣。能够摧毁一切的时间将增强其国力。它将否定那种世俗偏见,即认为凡是帝国都要屈从于衰亡的铁律”( Guibert,XXI- XXIV;另外参见马克思于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关于军队与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论述)。拿破仑的军事政体已经迫近了。它所采用的国家形式将更长久地存在。我们不应忘记,为它打下基础的不仅有法学家,而且还有士兵;不仅有议员,而且有小官吏不仅有法庭人士,还有兵营的人。罗马的典范与这种结构结合,必然具有双重的指涉:公民和军团成员,法律和军事策略。一方面,法学家或哲学家正从契约中寻找建设或重建社会共同体的原始模式,另一方面,士兵和纪律专家则在共同制定对肉体实行个别与集体强制的程序。

把它放在
总之,可以说,规训从它所控制的肉体中创造出四种个体,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具有四种特点的个体: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生性通过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而且,它还使用四种技术:制定图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为了达到力量的组合而安排“战术”。战术是一种建构艺术。它借助被定位的肉体,被编码的活动和训练有素的能力,建构各种机制。在这些机制中,各种力量因精心组合而产生更大的效果。战术,无疑是规训实践的最高形式。在这种认识中,18世纪的理论家发现了一切军事活动——从对每个肉体的控制和操练到运用最复杂的综合体特有的各种力量——的一般基础被规训肉体的建筑学、解剖学、力学和经济学

连续活动的“序列化”,使得权力有可能控制时间,有可能在每一时刻进行具体的控制和有规律地于预(区分、矫正罚、消除),有可能根据每个人在系列中达到的水准区分并进面使用每个人,有可能积累时间和活动,有可能重新发现在最终结果中被整合与被证明有用的时间与活动,从而表明一个人的最终能力。分散的时间被聚积起来,从而能够产生种收益,并使可能溜走的时间得到控制。权力被明确地直接用于时间。权力保证了对时间的控制和使用。

它是禁止游惰原则。时间是由上帝计算的,是由世人付出的,不得浪费。浪费时间既是一种道德犯罪又是一种经济欺诈。时间表就是用于消除这种危险的。而纪律则安了一种积极的机制。它提出了在理论上时间可以不断强化使用的原则,更确切地说是榨取而不是使用。这是一个如何从时间中提取更有用的时段,从每个时段中获取更有用的力的问题。这意味着人们应该竭力强化对每一短暂时刻的使用似乎每一片刻的时间都是用之不竭的,似乎通过一种更细致的内在安排,人们就能逼近一个使人保持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极限。

在组织建立“单人密室”、“场所”、“座次”时,纪律创造了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实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这种空间既提供了固定的位置,又允许循环流动。它们划分出各个部分,建立起运作联系。它们标示出场所(位置)和价值。它们既确保了每个人的顺从,又保证了一种时间和姿态的更佳使用。它们是现实和理念的混合空间。因为它们支配着建筑物、房屋、家具的配置,所以是现实的;因为它们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关于特点、评价和等级的安排,所以是理念的。因此,纪律的第一个重大运作就是制定“活物表”( tableau vivants),把无益或有害的乌合之众变成有秩序的多元体。

当时正在形成一种强制人体的政策,一种对人体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一种“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正在诞生。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纪律既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总之,它使体能脱离了肉体。一方面,它把体能变成了一种“才能”、“能力”,并竭力增强它。另一方面,它颠倒了体能的产生过程,把后者变成一种严格的征服关系。如果说经济剥削使劳动力与劳动产品分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规训强制在肉体中建立了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之间的限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