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归根结底，人们试图通过这种改造技术所恢复的，不是卷入社会契约的基本利益中的权利主体，而是恭顺的臣民。他应该听命于习惯、规定、命令和一直凌驾于头上的权威，让这些东西在他身上自动地起作用。

边沁( Bentham)的全景敞视建筑( panopticon)是这种构成的建筑学形象。其构造的基本原理是大家所熟知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茕茕孑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敞视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总之,
它推翻了牢狱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推翻了它的三个功能—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它只保留下第一个功能,消除了另外两个功能。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的。可
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从一开始,作为一种消极结果,这就有可能避免出现那些挤作一团、鬼哭狼嚎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禁闭所可以看到,曾被戈雅(Goya)*表现在画面上,也曾被霍华德( Howard)描述过。每个人都被牢靠地关在一间囚室里,监督者可以从前面看到他。而两面的墙壁则使他不能与其他人接触。他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

19世纪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将规训分割的权力技巧应用于以麻疯病人为其象征性居民的排斥领域(乞丐、流浪汉、疯人和不守法者是其真实的居民)。把“麻疯病人”当作“瘟疫受害者”,对混杂的拘留空间进行精细的规训分割,同时使用权力特有的解析分配方法,区分被排斥者的个性,但是使用个人化方法是为了标示排斥,这一切就是自19世纪初起在精神病院、妓女收容院、教养所、少年犯教养学校以及某种程度上在医院中规训权力的常规运作情况。般说来,一切实行对个人的控制的权力机构都按照双重模式运作,即一方面是二元划分和打上标记(疯癫心智健全;有害/无害;正常反常);另一方面是强制安排,有区别的分配(他是谁,他应该在哪里,他应该如何被描述,他应该如何被辨认,一种经常性监视应如何以个别方式来对待他,等等)。

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划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范畴。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用以对付瘟疫的是秩序。秩序的功能就在于清理各种混乱。当肉体混杂在一起时,疾病就得以传播。当恐惧和死亡压倒了禁令时,罪恶就会滋长。秩序借助种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种权力有规律地、连续地自我分权,以致能够最终决定一个人,决定什么是他的特点、什么属于他,什么发生在他身上。瘟疫是一种混合,规训是一种解析。规训施展自己的权力来对付瘟疫。

各种纪律的出现,标志着个人化的政治轴心被颠倒的时代。在某些社会里,即在封建制度是唯一样板的社会里,可以说,在君权得以施展的地方和权力的较高等级中,个人化的程度最高。一个人拥有的权力或特权越多,就越能通过礼仪、文字报道或形象化的复制品标示出他个人。表明某人属于某种血缘集团的“姓氏”和家谱,展示非凡能力并被文学记载所传扬的丰功伟绩,标志着行之有效的权力关系的典礼,留芳百代的纪念碑或捐赠,奢侈铺张的开销,错综复杂的效忠与宗主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导致“上升”的个人化的方式。相反,在一个规训制度里,个人化是一种“下降”。随着权力变得愈益隐蔽、愈益有效,受其影响的人趋向于更强烈的个人化。权力的行使所借助的是监视而不是盛大仪式,是观察而不是纪念性文字,是以“规范”为参照物的比较度量而不是以祖先为参照物的家谱,是“差距”而不是功绩。在一个规训制度中,儿童比成年人更个人化,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人化,疯人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个人化。在上述的每一种情况中,我们文明中的个人化机制更偏向于前一种人。当
人们想使健康、正常和守法的成年人个人化时,总是要问他身上有多少童心,潜藏着何种秘密的疯癫,他曾想犯下什么重大罪行。所有使o”(精神或心理)这一词根的科学、分析和实践,都起源于这种个人化程序的历史性颠倒。
当个性形成的历史一仪式机制转变为科学一规训机制、规范取代了血统、度量取代了身份、从而用可计量的人的个性取代了值得纪念的人的个性时,也正是一种新的权力技巧和种新的肉体政治解剖学被应用的时候。此外,如果说从中世纪早期到现在,“冒险”是一种对个性的记载,是从史诗到小说、从高贵的行为到隐秘的特立独行、从漫长的离乡背井到对童年的内心探索、从战场厮杀到沉迷幻想的过渡,那么它也记录了一个规训社会的形成。

长期以来,普通的个性每个人的日常个性—一直是不能进入描述领域的。被注视,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各种不间断的书写逐日地跟踪,是一种特权。一个人的编年史、生活报道、死后的历史研究,是他的权力象征仪式的部分。规训方法颠倒了这种关系,降低了可描述个性的标准,并从这种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手段和一种支配方法。描述不再是供未来回忆的纪念碑,而是供不备之需的文件。而且,这种新的描述是最鲜明的,因为规训结构是很严格的。自18世纪起,与规训机制的发展曲线相一致,儿童、病人、疯人囚徒都愈益容易成为个别描述和生平记载的对象。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是把人英雄化,而是一种客体化和征服。如同国王的编年史或绿林好汉的传奇一样,精神病人或罪犯的经过仔细核对的生平也属于具有某种政治功能的书写内容,但是所使用的权力技巧截然不同。

这些有关记录、登记、建立档案、分类制表的琐碎技术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但在当时关于个人的科学的认识“解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们无疑会提出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问题:一种研究个人的科学能够合理而合法地成立吗?重大的间题或许需要有重大的解决办法。然而,这里涉及的是一个较小的历史问题,即在接近18世纪末时一般可称为“临床”科学的事物的出现问题。这是有关个别描述、交叉检查、既往病历、“档案”如何进入科学话语的一般运作的问题。对于这个简单的事实问题,人们无疑必须给予个不那么“高雅”的回答:人们应该探究这些书写和登记的程序,人们应该探究检查的机制,探究规训机制与一种新的支配肉体的权力的构成。关于人的科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吗?这一点或许可以在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档案中得到解答。
对肉体、姿势和行为进行强制的现代方式就源出于此。

大理石云纹是统一而和谐的运动线条,但是人物则被凝固为整齐划一的队列与线条。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对比统一体。建筑物和构图在顶端释放出自由的舞蹈造型,但对地面上被规训的人则用秩序的准则和几何学来加以限制。这是权力的圆柱。

与之类似的是,学校变成一种不断考试的机构。考试自始至终伴随着教学活动。它越来越不是学生之间的较量,而是每个人与全体的比较。这就有可能进行度量和判断。公教学校兄弟会希望在一周里每天对学生进行考试:第一天考拼写,第二天考算术,第三天上午考教义问答,下午考书写,等等。此外,每月应举行一次考试,以挑选出有资格让督察员考核的学生( La salle,《管理》,160)。自175年起,桥梁堤坝学院( Ecole des Ponts et Chausses))每年有16次考试:数学、建筑学和绘图各考三次,写作考两次,石工、建筑风格、勘测、水平测量、建筑估算各考一次。考试不仅仅标志着个学徒期的结束,而且成为一个永久的因素。通过一种不断重复的权力仪式,考试被编织在学习过程中。考试使教师在传授自己的知识的同时,把学生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领域。在行会传统中,学徒期以考试为结束,考试证明了一种已获得的能力—“出师”证明知识的传授已经完成。与此相反,学校中的考试是一个永恒的知识交换器。它确保知识从教师流向学生,但它也从学生那里取得一种供教师用的知识。学校变成为发展教育学的地方。正如医院检查的程序使得医学认识“解冻”,“考试型”学校的时代标志着一种科学的教育学的开端。军队历史上的检阅和不停的反复运动的时期,标志着一种庞大的战术知识的发展。这种知识在拿破仑战争时
代发挥了作用。

整个现代刑罚历史所显示的司法一人本主义功能并不是起源于人文科学对刑事司法的介入,不是起源于这种新的合理性所特有的或似乎与之俱来的人道主义所特有的要求。它起源于运
用这些规范化裁决新机制的规训技术。

“纪律应该成为全国性的,”吉伯特说,“我所描述的国家应该有一个简单可靠、易于控制的政府。它应该类似于那些手段简单而效率极高的庞大机器。这个国家的力量应来自自身的力量,其繁荣来自自身的繁荣。能够摧毁一切的时间将增强其国力。它将否定那种世俗偏见,即认为凡是帝国都要屈从于衰亡的铁律”( Guibert,XXI- XXIV;另外参见马克思于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关于军队与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论述)。拿破仑的军事政体已经迫近了。它所采用的国家形式将更长久地存在。我们不应忘记,为它打下基础的不仅有法学家,而且还有士兵;不仅有议员,而且有小官吏不仅有法庭人士,还有兵营的人。罗马的典范与这种结构结合,必然具有双重的指涉:公民和军团成员,法律和军事策略。一方面,法学家或哲学家正从契约中寻找建设或重建社会共同体的原始模式,另一方面,士兵和纪律专家则在共同制定对肉体实行个别与集体强制的程序。

把它放在
总之,可以说,规训从它所控制的肉体中创造出四种个体,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具有四种特点的个体: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生性通过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而且,它还使用四种技术:制定图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为了达到力量的组合而安排“战术”。战术是一种建构艺术。它借助被定位的肉体,被编码的活动和训练有素的能力,建构各种机制。在这些机制中,各种力量因精心组合而产生更大的效果。战术,无疑是规训实践的最高形式。在这种认识中,18世纪的理论家发现了一切军事活动——从对每个肉体的控制和操练到运用最复杂的综合体特有的各种力量——的一般基础被规训肉体的建筑学、解剖学、力学和经济学

连续活动的“序列化”,使得权力有可能控制时间,有可能在每一时刻进行具体的控制和有规律地于预(区分、矫正罚、消除),有可能根据每个人在系列中达到的水准区分并进面使用每个人,有可能积累时间和活动,有可能重新发现在最终结果中被整合与被证明有用的时间与活动,从而表明一个人的最终能力。分散的时间被聚积起来,从而能够产生种收益,并使可能溜走的时间得到控制。权力被明确地直接用于时间。权力保证了对时间的控制和使用。

它是禁止游惰原则。时间是由上帝计算的,是由世人付出的,不得浪费。浪费时间既是一种道德犯罪又是一种经济欺诈。时间表就是用于消除这种危险的。而纪律则安了一种积极的机制。它提出了在理论上时间可以不断强化使用的原则,更确切地说是榨取而不是使用。这是一个如何从时间中提取更有用的时段,从每个时段中获取更有用的力的问题。这意味着人们应该竭力强化对每一短暂时刻的使用似乎每一片刻的时间都是用之不竭的,似乎通过一种更细致的内在安排,人们就能逼近一个使人保持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极限。

在组织建立“单人密室”、“场所”、“座次”时,纪律创造了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实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这种空间既提供了固定的位置,又允许循环流动。它们划分出各个部分,建立起运作联系。它们标示出场所(位置)和价值。它们既确保了每个人的顺从,又保证了一种时间和姿态的更佳使用。它们是现实和理念的混合空间。因为它们支配着建筑物、房屋、家具的配置,所以是现实的;因为它们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关于特点、评价和等级的安排,所以是理念的。因此,纪律的第一个重大运作就是制定“活物表”( tableau vivants),把无益或有害的乌合之众变成有秩序的多元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