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纪律的出现,标志着个人化的政治轴心被颠倒的时代。在某些社会里,即在封建制度是唯一样板的社会里,可以说,在君权得以施展的地方和权力的较高等级中,个人化的程度最高。一个人拥有的权力或特权越多,就越能通过礼仪、文字报道或形象化的复制品标示出他个人。表明某人属于某种血缘集团的“姓氏”和家谱,展示非凡能力并被文学记载所传扬的丰功伟绩,标志着行之有效的权力关系的典礼,留芳百代的纪念碑或捐赠,奢侈铺张的开销,错综复杂的效忠与宗主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导致“上升”的个人化的方式。相反,在一个规训制度里,个人化是一种“下降”。随着权力变得愈益隐蔽、愈益有效,受其影响的人趋向于更强烈的个人化。权力的行使所借助的是监视而不是盛大仪式,是观察而不是纪念性文字,是以“规范”为参照物的比较度量而不是以祖先为参照物的家谱,是“差距”而不是功绩。在一个规训制度中,儿童比成年人更个人化,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人化,疯人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个人化。在上述的每一种情况中,我们文明中的个人化机制更偏向于前一种人。当
人们想使健康、正常和守法的成年人个人化时,总是要问他身上有多少童心,潜藏着何种秘密的疯癫,他曾想犯下什么重大罪行。所有使o”(精神或心理)这一词根的科学、分析和实践,都起源于这种个人化程序的历史性颠倒。
当个性形成的历史一仪式机制转变为科学一规训机制、规范取代了血统、度量取代了身份、从而用可计量的人的个性取代了值得纪念的人的个性时,也正是一种新的权力技巧和种新的肉体政治解剖学被应用的时候。此外,如果说从中世纪早期到现在,“冒险”是一种对个性的记载,是从史诗到小说、从高贵的行为到隐秘的特立独行、从漫长的离乡背井到对童年的内心探索、从战场厮杀到沉迷幻想的过渡,那么它也记录了一个规训社会的形成。

长期以来,普通的个性每个人的日常个性—一直是不能进入描述领域的。被注视,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各种不间断的书写逐日地跟踪,是一种特权。一个人的编年史、生活报道、死后的历史研究,是他的权力象征仪式的部分。规训方法颠倒了这种关系,降低了可描述个性的标准,并从这种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手段和一种支配方法。描述不再是供未来回忆的纪念碑,而是供不备之需的文件。而且,这种新的描述是最鲜明的,因为规训结构是很严格的。自18世纪起,与规训机制的发展曲线相一致,儿童、病人、疯人囚徒都愈益容易成为个别描述和生平记载的对象。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是把人英雄化,而是一种客体化和征服。如同国王的编年史或绿林好汉的传奇一样,精神病人或罪犯的经过仔细核对的生平也属于具有某种政治功能的书写内容,但是所使用的权力技巧截然不同。

大理石云纹是统一而和谐的运动线条,但是人物则被凝固为整齐划一的队列与线条。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对比统一体。建筑物和构图在顶端释放出自由的舞蹈造型,但对地面上被规训的人则用秩序的准则和几何学来加以限制。这是权力的圆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