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质量往往取决于这个民族和这个时代的审美愿望、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如果因为贫穷我们在心里上就踢除了美，它的后果无非就是两条：一、美的麻木；二，美的误判。美的误判相当可怕，具体表现就是拿心机当智慧的美，拿野蛮当崇高的美，拿愚昧当坚韧的美，拿奴性当信仰的美，拿流氓当潇洒的美，拿权术当谋略的美，拿背叛当灵动的美，拿贪婪当理想的美。

既然说到了象征主义，我不得不说，和鲁迅最像的那个作家是卡夫卡，绝对不是部分学者所认定的波德莱尔。是，鲁迅和波德莱尔的处境与感受生活的方式的确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可他们的气质相去甚远。鲁迅是什么人哪？革命者，领袖。他怎么可能让自己去做一个浪荡公子？开什么玩笑呢。鲁迅和卡夫卡像。但鲁迅和卡夫卡又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卡夫卡在意的是人类性，而鲁迅在意的则是民族性。——这里头没有高下之分。面对文学，我们不能玩平面几何，以为人类性就大于民族性，这是说不通的。请注意，考量一个小说家，要从它的有效性和完成度来考量，不能看命题的大小。因为工业革命和现代主义的兴起，也因为懦弱的天性，卡夫卡在意人类性是理所当然的；同样，因为启蒙的压力，更因为性格的彪悍，鲁迅非常在意民族性，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我看来，在我们的历史观里头，有一个大恶，我把它叫作“历史虚荣”。糟糕的文化正是“历史虚荣”的沃土。“历史虚荣”可以使一个人无视他人的感受、无视他人的生命、无视现实的生命，唯一在意的仅仅是“历史将如何铭记我”。它的代价是什么？是让别人、让后来的人，背负着巨大的身心压力。——我死了，可我不能让你舒服。常识是，“历史虚荣”伤害的绝不是历史，一定涵盖了现实与未来。

许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审美是艺术上的事，是艺术家的事，真的不是。审美是每一个人的事，在许多时候，当事人自己不知道罢了。审美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价值诉求，蕴藏着价值的系统与序列。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质量往往取决于这个民族和这个时代的审美愿望、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如果因为贫穷我们在心理上就剔除了美，它的后果无非就是两条：一、美的麻木；二、美的误判。美的误判相当可怕，具体的表现就是拿心机当智慧的美，拿野蛮当崇高的美，拿愚昧当坚韧的美，拿奴性当信仰的美，拿流氓当潇洒的美，拿权术当谋略的美，拿背叛当灵动的美，拿贪婪当理想的美。

内容大于形式叫悲壮。——内容太大，太强，太彪悍，形式裹不住内容了，形式就要撕裂，就要破碎，火山就要爆发，英雄就得牺牲，这就是悲壮，一般来说，悲壮的英雄都是在面临死亡或业已死亡的时候才得以诞生；
内容等于形式呢？它叫优美。——它般配，安逸，流畅，清泉石上流，关键词是和谐。大家都知道“和谐社会”这个词，什么意思知道吗？是指“人”这个内容与“社会制度”这个形式高度吻合，在优越的社会制度下面，每一个人都感到了自身的幸福，就像《新闻联播》里头常见的那样，乡亲们都说：“还是社会主义好。”
至于形式大于内容，那就不妙。是内容出现了亏空，或者说，是形式出现了多余。猴子的脑袋不够大，人类的帽子不够小，这就沐猴而冠了。“沐猴而冠”会让我们觉得好笑，这个“好笑”就是滑稽，也叫喜，或者叫作喜剧。喜剧为什么总是讽刺的？还是你自己招惹的，你出现了不该有的亏空。亏空越大，喜剧的效果越浓，所以讽刺从来离不开夸张。所以啊同学们，做人要名副其实。你不能吹牛、不能装，一吹牛、一装，形式马上就会大于内容，喜感即刻就会盯上你。就说写作这件事，假如你只写了几部通俗小说，借助于炒作把自己包装成纯文学作家，那就沐猴而冠了，就会成为喜剧里的笑柄。我常说，说实话、不吹牛不只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美学上的问题。

许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审美是艺术上的事,是艺术家的事,真的不是。审美是每一个人的事,在许多时候,当事人自己不知道罢了。审美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价值诉求,蕴藏着价值的系统与序列。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质量往往取决于这个民族和这个时代的审美愿望、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如果因为贫穷我们在心理上就剔除了美,它的后果无非就是两条一、美的麻木;二、美的误判。美的误判相当可怕,具体的表现就是拿心机当智慧的美,拿野蛮当崇高的美,拿愚昧当坚韧的美，拿奴性当信仰的美,拿流氓当潇洒的美,拿权术当谋略的美,拿背叛当灵动的美,拿贪婪当理想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