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西里尼像是引领我穿越了大城市的街道，我并不觉得他对我有众人公认的深远影响。就我而言，想到他跟想到亚当一样，是一种对父亲的感念大家都自这位祖先繁衍而来，可要辨认出我有哪些物质遗传自他并不容易。罗西里尼激励我，由一个朦胧、意志消沉、不稳定的阶段过渡到电影世界来。那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相遇，我跟他一起合作的电影亦有其意义，但这些是命运的安排，没有经过我的任何深思或刻意经营。我当时很乐意为任何一项艰难的工作付出努力，而他正好在那里。
当我犹豫着是否该接下第一份导演工作时，正是这些愉悦
的回忆给了我勇气。

一刻被取消的许可证、放弃原定的计划、莫名其妙透支了的预算、越来越贪婪、幼稚、狡诈、投机的制片人的疲劳轰炸，罗西里尼就在这其中辱建和捕捉他的电影、
我找罗西里尼身上领悟到——未曾以语言形式出现，无法形容，也不是公式——在最对立、最悬殊的情势下平衡迈步的
可能性。井运用本能来扭转劣势，使这些对立化为一种感情、
一种推动力、一种观点。罗西里尼做的是体验电影人生，极其为一次性得经历和描述的美妙探险。他对待事实永远那么认真、
单纯和热情，毫不犹豫地选定了一个介于冷漠和亦步亦趋之间的，特立独行且难以捉摸的观察点，让自己得以捕捉并界定所有的事实，能同时看到事物的内与外，记录下它周遭的氛围，揭示其晦涩、神秘和玄妙，那是有生命的东西。所谓新现实主义不正是如此吗?所以当我们说到新现实主义时，只能提起罗西里尼。其他那些人要不就属于写实主义，或叫作真实主义、要不就只是试图把才情或爱好改写成一条公式、一剂药方。

跟看罗西里尼拍《战火》，我似乎突然间明白了一切.一个令我惊喜的新发现是，拍电影拥有与绘画或写作同样的自由与轻盈。二面拍电影，一面享受它、经历它，如此日复二日分分秒秒，不必太担心最终的结果。这种神秘、渴望、兴奋的关系，也同样出现在精神病患者身上。至于那些障碍、怀疑、不确定、激动和辛劳，与画家在画布上寻找色调，作家删掉和更改写下的内容又重新开始，试图找出一个抓不住、摸不着、隐藏在千百种可能之中的表达方式时所遭受的痛苦，没有太大差别。大街上，联军战车在我们身后一米处经过，人们在窗口吼叫、高歌，身边不计其数的人想卖东西给我们或从我们身上偷走息什么。在拿坡里、佛罗伦萨、罗马和无边无际的波河沼泽那些炽烈的火坑与拥挤的传染病医院里，我们面临各种问题。最后

透过扩音器传出米的声音和咬字清晰的指令，让人错以为置身于灾难中的火车站或机场。我不理解声音是从哪儿来的，有点紧张，心跳很快。刹那间，突然的静默之后，一辆起重机的长臂开始向上扬升，越来越高，越过布景，越过影棚、尖塔，朝着天上的云攀升，然后停在那放射出百万道炽热光线的落日中。有人借给我一副望远镜，在上方，比一千米还要远的地方，那个人脚套着闪闪发亮的长臂皮靴，脖子上系着印度丝巾，头上顶着安全帽，还有三个扩音器、四支麦克风和二十来只哨子挂在胸前是他!导演布拉塞蒂。

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不适合干导演。我缺少专制跋扈的气势、一气呵成的连贯性、吹毛求疵的习惯和辛苦劳动的能力，尤其缺少威信。我天生缺乏这些素质。我从小就是那种内向、孤僻、好欺负、脆弱到随时会晕倒的人。不管大家怎么想，我直到现在仍旧非常害羞。而这如何能跟长简靴、扩音器和叫骂等拍电影的传统手段联想在一起?电影导演必须永远是哥伦布船上那能震慑住想打退堂鼓的乌合之众的首领。。先生，我们今天又要搞到很晚?。你身边总是围绕着电工们的无声质问时，若没有一点儿威严，他们会很热情地把你请到影棚外面去

一直到中学，我都没问过自己以后要做什么，我无法想象我的未来。为将来从事哪一行而担心，就好像担心一桩躲也躲不掉的事情，例如星期天的弥撒。我从来没说过。长大以后我要做······。，我不觉得自己会长大，最终我的感觉没有错。
从出生那天起到第一次踏人电影城，我的人生仿佛就是由另外一个人活着，偶尔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那个人会突然决定与我分享他的记忆片段。所以我得承认，我那些传记式电影描述的都是些虚构的回忆。不过这又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