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第二件事，就是作文不能再抄社论，不管抄什么，反正是不能再抄了。不抄，那写些什么呢?听好，我每次出一个题目，这样吧，也不出题目了。怎么办呢?你们自己写，就写一件事，随便写什么，字不在多，但一定要把这件事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写出来。别给我写些花样，什么'红旗飘扬，战鼓震天'，你们见过几面红旗?你们谁听过打仗的鼓?分场那一只破鼓，哪里会震天?把这些都给我去掉，没用!清清楚楚地写一件事，比如，写上学，那你就写：早上几点起来，干些什么，怎么走到学校来，路上见到些什么——”学生们又有人叫起来：“以前的老师说那是流水账!”我说：“流水账就流水账，能把流水账写清楚就不错。别看你们上了九年，你们试试瞧。好，咱们现在就做起来。大家拿出纸笔来，写一篇流水账。就写——就写上学吧。”

来娣夹了一口菜，嚼着说：“中央台不清楚嘛，谁叫咱们在天边地角呢。告诉你，老黑，中央台就是有杂音，我也每天还是听。”老黑说：“中央台说了上句，我就能对出下句，那都是套路，我摸得很熟，不消听。”我笑起来，说：“大约全国人民都很熟。我那个班上的学生，写作文，社论上的话来得个熟，不用教。你出个庆祝国庆的作文题，他能把去年的十一社论抄来，你还觉得一点儿不过时。”大家都点头说不错，老黑说：“大概我也能教书。”我说：“肯定。”

我有些恼，说：“一个地主搞破坏，扶贫下中农揪出来，于是这个村子的生产便搞上去了。这还不明白?这还要教?怪!”我指一指班长：“你说说看。”班长站起来，回忆着慢慢说：“一个地主搞破坏，被贫下中农揪出来，于是那——这个村子的生产便搞上去了。”我说：“你倒学得快。”话刚一说完，后排一个学生突然大声说：“你这个老师真不咋样!没见过你这么教书的。该教什么就教什么嘛，先教生字，再教划分段落，再教段落大意，再教主题思想，再教写作方法。该背的背，该留作业的留作业。我都会教。你肯定在队上干活就不咋样，跑到这里来混饭吃。”我望着这个学生，只见他极大的一颗头，比得脖子有些细，昏暗中眼白转来转去地闪，不紧不慢地说，用手抹一抹嘴，竟叹了一口气。学生们都望着我，不说话。

我翻到第二课，捏了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下题目，又一句一句地写课文。学生们也都专心地抄。远处山上有人在吆喝牛，声音隐隐传来，我忽然分了心，想那牛大约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被人赶开。我在队上放过不少时间的牛。牛是极犟的东西，而且有气度，任打任骂，慢慢眨着眼吃它想吃的东西。我总想，大约哲学家便是这种样子，否则学问如何做得成功?但“哲学家”们也有慌张的时候，那必是我撒尿了。牛馋咸，尿咸，于是牛们攒头攒脑地聚来接尿吃，极是快活。我甚至常憋了尿，专门到山上时喂给牛们，那是一滴也不会浪费的。凡是给牛喂过尿的，牛便死心塌地地听你吆喝，敬如父母。我也常常是领了一群朋党，快快乐乐以尿做领袖。

忽然有学生说：“老师，牛下面一个水是什么字?”我醒悟过来，赶忙擦了，继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