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往昔是一个陌生的国度,那它就是个极端残暴的国度。人是健忘的,常常不记得生活曾经何等危险,每时每刻、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残忍的野蛮。文化记忆抚平了往日的块垒,原来的血腥已经褪色,留下的只有轻描淡写的纪念。

但不要忘记，俗话所说的“过着帝王般的生活”，在几个世纪前意味着拥有对领土的控制，土地是保证生活质量的主要途径。只有控制了土地的人，才会有充足的食物、舒适的房屋、漂亮的用品、随叫随到的娱乐，而他的孩子才能避免夭折。王室私生子这种经年不断的丑闻告诉我们，风流浪荡的性生活是欧洲王族们的特权，就像苏丹们拥有后宫，只不过欧洲人委婉地将嫔妃称为“侍女”罢了。

幂律分布：
我们只需要假定领导人在前一个承诺上增加一个固定的比例，比如说，每一次新投入的兵力是现在正在参战的兵力的10%。那么，常数化的比例增长符合心理学上的一个著名发现——所谓“韦伯定律”：增量的强度要想被人感受，它必须是已经存在的强度的一个常比。（如果一个房间内已经有10只灯泡，如果增加1只，开亮第11只灯泡时，你就会注意到房间更亮了。但是如果房间里已经亮着100只灯泡了，只有再亮起10只灯泡，你才会注意到房间比原来更亮了。）

如果我们的第一天性是主导自然状态下的生命的进化动机，第二天性是文明社会中教化而成的习性，那么，第三天性就是对这些习性的有意识的反思，从中，我们评价文化规范中哪些方面值得坚守，哪些已经失去生命力了。几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为了让自己文明起来，必须将所有的自发性和个性都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今天，非暴力原则已经生根开花，我们可以放弃某些已经变得陈腐的清规戒律了。在这样的思维下，妇女大面积地展示她们的肌肤，男人在公共场合爆几句粗口，都不能算是文化衰败。相反，这说明，他们生活在文明社会，无须担忧他们会因为这样的言行举止而受到骚扰和伤害。小说家罗伯特·霍华德（Robert Howard）是这样说的：“文明人比野蛮人更粗鲁无礼，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不讲究礼貌，还能保住脑瓜不被开瓢。”

并不是说他们总是面露凶色、横眉怒目，时时刻刻挥刀弄剑……相反，他们本来是在乐呵呵地互相调侃，甩出一连串的嘲弄字眼儿，但就在笑语喧哗声中，他们可以突然拔刀相向，开始玩命地厮杀。我们看到的中世纪的人充满了矛盾——他们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对地狱怀有极度的恐惧，心怀沉重的罪感和忏悔，同时疯狂地追求狂欢和享乐，他们的性情暴躁易变，毫无克制地仇恨和好勇斗狠——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且阴晴不定、瞬息可变，这就是当时人们完全同构的情感生活。比起后来的人，中世纪的人更冲动，感情的表达更自由、更直接，也更开放。只是到了我们这里，一切才变得微妙、温和和精于算计。社会禁忌作为各式各样的自我克制，深深地渗透到追究功利的社会机体中，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不加隐藏的宗教虔诚、桀骜不驯的派头和凶残的行为是相互矛盾的。

塔奇曼也这样写道：“中世纪人的行为带有显而易见的幼稚，他们无法克制自己的任何冲动。” 多萝西·塞耶丝（Dorotry Sayers）翻译了《罗兰之歌》（The song of Roland）。她在序言中提到，“在个人的和民族的大灾大难临头时，轻轻地抿住嘴唇，静静地将烟头扔进壁炉，这种硬汉形象，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21]
……
在中世纪的欧洲，性行为也没有后来那样慎重。人们经常在公众场合赤身裸体，夫妇或情侣在保持交媾的私密性方面也是非常敷衍潦草的。妓女在光天化日之下拉客，英国的许多城镇中都有一个叫作“摸巷”的红灯区。男人们堂而皇之地向孩子吹嘘他们自己的性史，私生子和婚生子女混居在一起。在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这种赤裸裸的张扬渐渐地让人们感到困窘，被视为粗野，最后才是不可接受。

第4章 人道主义革命
那些能让你相信荒诞的人,也能让你犯下暴行 伏尔泰。
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有一句名言，政府就是一个垄断了使用暴力的合法组织。
政治领袖不仅相互残杀，通常还向自己的人民大规模使用暴力，到了十七十七，十八十几，暴政和政治谋杀开始减少，思想家们在不断探索新的原则和方式，以便将政府的暴力约束在最低的必要水平之下，前锋是观念的革命，政府不再被视为一个社会的天然有机组成，或者是一个上帝用以统志其本国的地方分店，人们开始认为政府就是一个工具，一件人类的技术发明，目的是增强全体人民的共同的福祉。

康德永久和平的三大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各国都是民主政体，第二个条件，以自由国家的联盟为基础，制定国际法，第三个条件，普世友好或者世界公民。

人道主义精神的发展，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们在自己生活改善的同时，变得更有同情心了。
识字和写字率的增长，是处罚人道主义革命的外生变量的最佳候选因素，生活在村庄和家族中的人，只有通过五官感觉其狭隘的小世界，只有一个知识的来源教会，而阅读者给人带来了关于其他人，其他地方和文化的名人故事，以及五花八门的思想。

启蒙人文主义的起点是怀疑主义。
林肯曾经注意到，你可以在某些时间内愚弄所有的人，你也可以永远的愚弄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地愚弄所有的人。

道德并不是一套由充满复仇精神的神，任意制定在写在纸上的规则，也不是某一种文化或某一个部落的习俗，它是人们视角的，可相互替代性和世界级与正和博弈的机会共同产生的结果。

阅读是一种转换视角的技巧，当某某人的思想进入你的头脑，你就是站在他的立场观察世界。阅读他人文字的习惯，能够让一个人养成带入别人观点的习惯，从而感受别人的欢愉和痛苦。接受别人的观点，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成见。

人类的头脑擅长将一个复杂的思想打包,并将它与其想一起装配成更复杂的组合,再将这个组合打包,做成更大的装置,然结合更多的其他思想,层出不穷。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稳定的源源不的组件供给,而这必须依靠各种思想交流的网络。

反启蒙运动，包含，一，军国主义，学以土地，一个民族群体和他的土地，加上独特的道德素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浪漫军国主义，美化战争，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历史是阶级之间的光荣斗争。四，国家社会主义，历史是种族之间的光荣斗争。

第三章，文明的进程。
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排斥本能才得以确立的，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弗洛伊德。

中世纪的人是粗鲁的，优雅的举止，自我克制和深思熟虑，这些看似第二天性一样的品质，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习得性的，这也是为什么称其为第二天性，这些品质是随着欧洲的现代化而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的。

不是绝对需要使用餐刀时，就尽量不要动用它。

埃利亚斯该理论将欧洲暴力的下降归因于大众心理变化，在这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人越来越克制自己的冲动，关注自己行为的长期后果，顾及其他人的想法和感情。

如何增强自制能力或者减少支撑力，是心理学中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第一种解释，自知力如同肌肉，如果你用餐桌礼仪这样学术训练自己，遭遇别人冲撞，你会有更强更有效的自制力，第二种解释，自治就是一套社会规范，如同你站在别人旁边时，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第三种解释，自制可以根据一时一地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相应的调整，或者说自治不是一种纯粹的美德。

暴力下降的外源触发器：1，欧洲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封建领主和采伊灵力的无政府状态后，出现了真正的利维坦。2,经济革命。零和博弈变成正和博弈。


埃利亚斯曾经写道,历史上计时装置和时间意识的发展,反映出了人们自我控制和将自我融入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的要求。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个体在张扬他或她的超我时,总是表现为对社交时间的反抗,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每他们想要准时准点的时候,就和自己发生冲突。

90年代美国暴力下降的原因，罗伊诉韦德案。刑法的裁决，重罪重罚，轻罪必罚。90年代的文明公式，赞颂责任价值观，引导年轻人远离充斥暴力的生活。

第二章，平靖进程2
黑猩猩的故事，黑猩猩之间的残杀，势均力敌时，只是一场喧嚣的噪音战，一旦优势明显，立刻击杀
郭星星，又称矮猩猩和侏儒黑猩猩，他从来不进行致命性攻击，爱好和平母权制，充满情欲和素士的嬉皮猩猩
人类，和两种猩猩的共同祖先，更像黑猩猩。

我们发现某个人群中的暴力开始下降，那是因为它们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而不是历史时钟的指针走向了某个终点。

第一个带来内部暴力下降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即中央集权的国家，利维坦。

就像一个农民，要防止他饲养的动物彼此伤害一样，一个统治者也会尽力阻止他的数名卷入无休止的掠夺与对抗，对百姓来说，这些冲突不过是欠债还钱，报仇雪恨，但是对统治者而言，这是纯粹的净亏损。

在早期国家形态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复杂性，与对绝对权威和残忍手段的依赖性之间，找到了量化的相对关系。

社会制度越复杂，社会越容易落入暴君的掌控，而所谓暴君就是那些永远正确，永远伟大，草菅人命，不受惩罚，并在后宫进过大量女子的领袖。

世界上的第一个利维坦，国家解决了一个老问题，但又制造了一个新问题，人民固然不再经常死于凶杀和战争，但他们又被暴君，神职和贪官污吏攥在手心。

第二章，平靖进程
暴力的逻辑。达尔文的理论告诉我们，生命为什么具有现代的特质，不仅是有机体的特征，还有决定其行为的基本思维模式和动机。进化中的暴力选择永远是策略性的，物竞天择的结果是，生物只有在一只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才会动用暴力。

利维坦，1651年，有一段名言，霍布斯用了不足百字，分析了暴力的动机。所以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发现存在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第一次竞争，第二次猜疑，第三是荣誉，人们攻击他人的第一个原因是求利，第二个原因是求安全，第三种原因是求名誉，在第一种情形下，人们使用暴力奴役他人，他人的妻子儿女和牲畜，在第二种情形下，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在第三种情形下，只是有一些琐事。

持枪的屋主和持枪的窃贼，为避免自己被射杀，都有先开火的动机，这一悖论有时被称为霍布斯陷阱。

如何避免霍布斯陷阱，最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威慑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准备充分，挺住初次打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第一章 陌生的国度。
冰人奥兹，和其他，部落打仗，最后受伤至死
华盛顿的可纳威克，骨盆上有一颗石弹。
大英博物馆里面的林多人，用三种方式献祭。
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里面有大量的屠杀故事。女性是正当的战利品。
圣经。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亚伯拉汗，孩子以撒，献祭给神。女儿受绑架，受到金屋，兄弟们，用割礼的方式欺骗， 屠杀所有男丁，抢走所有妇女和儿童。
逾越节，神派来的星星天使，越过以色列人房门，屠杀埃及人长子。
大卫杀押沙龙，押沙龙与大卫的十个宾妃通奸，企图篡夺大王的王位。大卫高峰所罗门，大卫，合法继承人，亚多尼雅，被所罗门所杀。在圣经作者的眼中，奴隶制还有像剐眼石刑分尸，这些酷刑都无可非议。
圣彼得，第一位，教宗，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圣安德烈，苏格兰的守护神，在x形状的十字架上结束生命，是英国国旗上两根对角线的起源。
殉教史上窥阴僻似的描述，不是为了唤起对酷奇的反抗，而是为了激发对英勇先烈们的崇敬。
中世纪，如果有一位骑士陪伴出行，小姐可能会成为其他骑士的战利品，甚至可以随意带走妇女，决不会感到愧疚，也不会受到谴责。
格林童话本身充满谋杀，杀婴，吃人，资产和性虐待。
欧洲和美国的荣誉观。
汉密尔顿，接受决斗而死。
决斗的习俗，19世纪中叶，在英语国家中消亡，随后几十年内从欧洲其他国家淡出。庄重的绅士，赶赴荣誉的角斗场，却只能引起年轻一代的讥笑。

五种历史力量
利维坦国家和司法垄断了武力的使用。
商业 赢家正和游戏，技术进步使商品交换和思想交流可以跨越的距离越来越远。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大，他们的生命也因此更有价值。
女性化文化对女性的意义和价值越来越与尊重。
世界主义的力量包含实际利率，流动性和大众媒体。有助于人能换位到与自己不同的人的角度思考。扩大同情的范围，善待他人。
知识和理性 理性地滚梯

四位善良天使(第9章)。人之初并非性本善,亦非性本恶、但是他们生来就具备某些动机,引/导他们离弃暴力,趋向合作和利他。特别是同情又上的移情,让我们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并与的利益产生认同。自制,让我们能够预测冲动行事的后果,并相应地加以和制。道德感将一套规则和戒律神圣化,用以约束和管治认同同一文化的群内相互关系。有些时候,这些规则和戒律使暴力减少、但部落的、威权的和道学的规则却经常会增加暴力。理性让我们得以超脱有限的视角,思素我们的生活方式,追寻改善的途径,并引导我们天性中的其他几种美德。我将在本书的一小节中,从生物学家的技术角度、探是否有可能从基因变化上看出最晚近的人类进化史也确实是趋向暴力下降的。不过,本书的着眼点是变迁的环境条件:不变的人性在不同历史环境变化中的不同表现。

第8章对五种心理系统进行了阐释。捕食或工具性暴力仅仅是作为实现某种目的实用手段。支配欲则表现为对权威、声望、荣誉和权力的追求,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个人之间的叫阵,也可以是种族、部落、宗教和民族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复仇心激起人类的道德冲动,施行报复、惩罚和伸张正义。虐待狂以他人的痛苦为快乐。意识形态则是一个共享的信仰体系,通常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了追求无限的善可以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

这一概念的理解,我们应该务求踏实,不必陈义过高,设想道德乃是某种需要人们提升心性与修养方克成就的境界;并且最好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需求与遭遇着眼,把各种苦痛与剥夺视作道德所关注的人间大恶,让排斥暴力、减少这类苦难成为道德感性与道德关怀的注意焦点。换言之,我们需要经营、发展一种道德意识,强调“排斥暴力”与“减少痛苦”这两项核心原则。道德意识的这种改变,主要是文化、思想层面的工作:文学、哲学、历史叙事与生命史的叙述、媒体与大众传播、知识分子的思考与评论,都有助于发展一套新的道德叙事方式,从点滴开始,改变整个社会的道德意识。平克书中关于西方当年人道主义革命的分析(第4章),很值得我们参考。
另一方面,各种社会运动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性格,会带来可观的正面影响,这一点也需要我们正视。社会运动之所以产生,原本便是某些弱势者的处境与遭遇造成了苦痛,需要道德关注,但现有的社会制度却压抑了他们的声音,于是需要由当事人或关心者自行集结,形成社会力量,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与命运。因此,社会运动发自弱势者日常切身的利害,所依据的正当性完全寄身于道德诉求,所追求的则是消除不公正的压迫。与利益团体不一样,社会运动的特质正好就是以道德为理由要求“减少苦痛",消除社会中的隐性暴力,从而也就直接间接地改善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质量。如果这种实践层面上的运动,能与上述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意识改革相互学习、相互配合,大家所盼望的道德重建或许便能逐渐积累成形。平克书里所讲述的权利革命故事(第7章)
不仅激励人心,也足以为我们的道德重建工作所借鉴。

也不假定人性在历史上有过明显的变化、改善。他认为,人性中间有些动机会促使人向恶(他称之为“心魔”),但也有几种动力会促使人为善(他也借用林肯的字眼,称之为“善良的天使”)。至于实际上哪些动机会发挥作用,使人倾向于暴力还是倾向于利他与合作,则往往取决于环境因素的触发。所以平克在解释几千年来暴力减少的原因时,完全不诉诸人心的向善、人性的改良、“道德感”等内在因素,而是寻找外在于人心、人性的几种社会、经济、制度性的外在推力。(他举出五项外在于人性之善恶的因素:利维坦国家、贸易、女性化、都市化以及用理性。)这个基本的方法论取向,可能更接近今天“着重制度,少谈心性”的现代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