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哲学系当过二十年英国文学教授。我常跟我的学生说要少钻图书馆,不要去读评论文章,要直接阅读原著;也许读原著一时理解不了,但总能从中得到享受,总能听到某个人的声音。我要说,作者最重要之处是他的语调,一本书的最重要之处是作者的声音,这个
声音能打动我们。

我把一生的部分时间花费在阅读上。我认为读书是一种幸福,另一种稍少一点的幸福是写诗,或者叫做创作,创作就是把我们读过东西的遗忘和回忆融为一体。

爱默生和蒙田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我们只应该阅读我们爱读的东西,读书应该是一种幸福。我们要在书本上多下功夫。我总是设法阅读一遍之后再读第二遍。我认为重读比初读还重要,当然为了重读必须初读。我就是这样崇拜书的。

书不应该读起来费劲,快乐的事不应该做起来费劲。我认为蒙田说得很对。他随即列举了几位他喜爱的作家。他引证了维吉尔,说他喜欢《农事诗》更甚于《埃涅阿斯纪》,我则更喜欢《埃涅阿斯纪》,但这无关紧要。蒙田是怀着激情谈论书籍的,他说,虽然读书是一种快乐,然而读书是一种略
带忧郁的享受。
爱默生说得正相反这是又一篇有关书籍的宏论。爱默生在那次讲座中说,图书馆是一座奇妙的珍藏室。在这座珍藏室里,人类最好的精灵都像着了魔似的在昏睡,但都期待着我们用语言来打破其沉睡。我们必须把书打开,这样,精灵们就会觉醒。他说,这样,我们就能同人类产生的最优秀的分子结为伙伴,但我们不去寻找他们,却宁愿去阅读各种评论、批评而不去听他们自己说些什么。

仿佛每个国家都得有一个不同的人来做代表,这个人可能成为医治这个国家的毛病的某种特效药、抗毒素、解毒剂。我们自己本来可以选择萨缅托的《法昆多》作为代表,这是我们国家的书;可是没有。我们有我们的战争史,刀光剑影的历史,我们却选择了一部逃兵的记事录,我们选择了《马丁·菲耶罗》。尽管此书值得选为代表作,可是,怎么能设想我们的历史由一个征服旷野的逃兵来代表呢?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好像每个国家都有这种需要似的。

比如说,有人认为每个国家都有一部书作为它的代表。我们记得,伊斯兰教徒称以色列人为“圣书之民”;我们记得海涅说过以色列民族的祖国就是一部书:《圣经》,犹太人的书。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观念,那就是每个国家都必须有部代表性的书,必须有一位代表性的作家,这位作家可能写过许多部书。
奇怪的是——我不认为这点迄今已被人们觉察到有些国家选出的人物并不与之十分相像。比如,我认为,英国应该推选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为其代表;但是没有,英国选择了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我们可以这么说比任何其他英国作家都缺少英国味。最典型的英国味是 understatement,即所谓尽在不言之中。而莎士比亚不惜大肆夸张地运用比喻,如果说莎士比亚是意大利人或犹太人,我们一点不会感到惊讶。
另一个例子是德国,这是一个值得赞许而又容易狂热的国家,这个国家偏偏选择了一个宽宏大度而不好偏激的人做代表,此人不太在意祖国的观念,德国选择的是歌德。歌德成了德国的代表。

在整个东方,至今还存在这样的观念:书本不应披露事物;书本只应帮助我们去发现事物。尽管我对希伯来语一无所知,我还是对神秘哲学喀巴拉作了些研究,我读过《光辉之书》、《创造之书》的英文本和德文本。
我知道,这些书写出来不是为了让人理解,而是为了让人去诠释,是为了激励读者去继续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