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国家和民间的大争论发生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一个叫桓宽的人将当时的辩论记录整理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幸运地流传到了今天,我
们能够通过它来了解争论的许多细节。这本叫作《盐铁论》的书让现代人也意识到,古代和现代的相似性比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还要多,而现代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两千年前有了折射。
桑弘羊的基本观点只有一个:财政需要。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政府必须从商业上获得收入,否则政府就会破产。而与他辩论的文学、贤良们都来自民间,对于政府财政问题不甚了了,对于民间发生的事情却更为了解。他们最能感受到武帝政策给民间带来的困扰。但这些人在理论功底上比桑弘羊差很多,说不过别人,就搬出“政府要以德服人”,或者“政府要回归儒家传统,不要与民争利”,甚至强调要重本抑末,以为问题出在工商业上面,没有看到工商业并没有罪过,而是政府控制了工商业,才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他们却揭示了集权社会的一个悖论:从理论上看是很美好的事情,但一到
现实中就变了味儿。
比如,桑弘羊谈到,政府把制铁业收归国有,不仅可以扩大财政收入,还可以通过政府的管理来提高铁器的品质,保障人民的需求。因为政府的实力最
强,它组织生产,自然能生产出最好的物品,比民间小规模生产的质量要高得多。这听起来很在理。
但来自基层的感受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由于人们需求多元化,各地需要不同品种和规格的铁器。而在以前,这些需求都可以通过遍布市场的手工作坊来满足。但制铁业国有化之后,铁器的种类反而大大减少,明显不利于生产。另外,一旦政府把某个行业收归国有,那么,这个行业生产的产品就会立刻涨价,让人苦不堪言。
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有利于提高商品质量,这是理论上占优势;而贤良、文学提出商品质量下降了,则是实际的经验。但后世人看待这个同题时,已经没有办法拥有古人的亲身体会,反被理论迷惑了。于是,国有企业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就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神话,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打破。
再比如,政府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在大部分人看来都是好事,认为政府可以防止劣币出现,让货币的品质更高。但从基层的经验来看又是另一回事儿:铸币权国有化之后,政府的钱币也在慢慢减重,偷工减料。另外,皇帝也将什么白鹿皮、白金当作货币,让市场更加混乱。
所以、抛开道德上的说教,贤良、文学认为,政府的做法,一是抽取民间财富,二是扰乱市场,三是官商勾结,这三点更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
盼望改革的人们都忽视了一点:一旦国有垄断建立起来,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这些国有企业时,就不可能放弃盐铁官营了。当非农收入占了汉代总财政(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时,政府可能放弃收益最大的盐铁收入吗?
官僚集团只会膨胀,不会收缩,他们已经绑架了政府财政,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又必须建立国有垄断体系来绑架民间经济。
国有企业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它给了政府足够的控制权,防止下层的反抗。而当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之时,国有企业的作用就更明显,那时,政府财政将依靠国有企业来渡过难关。

从汉代起,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政权的结构,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双重治理结构。除了中央政府这个层级之外,还有许多条条块块的诸侯。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卿,都是一个拥有独断权力的诸侯,他们的利益和中央是不一致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