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双重争权的存在,中央政府即便想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但改革条文到了地方这一层级,也被化解掉了。地方政府只选择有利的条款执行,而把对自
己不利的条款过滤掉。
中央政府有心放权给社会,但它放出的权力却被地方政府接走了,社会无所获,如果中央政府试图收走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就会把损失转嫁给
民间。
新的执政者上台时,这种现象已经到了临界点;再加上许多地方官员认为新执政者上台还没有完全掌握权力,这是大肆扩张的好机会
但这一次,他们遭到了当头一棒材此、执政者在推行改革之前,必须让各级官僚俯首听命,而反腐就是最好的办法。每个官员都突然意识到:哪怕他再强势,也只不过是趴在岌岌可危的高杆上，随时会被捅下来。他们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只有这时,中央政府的改革才有可能得以推进。

这场国家和民间的大争论发生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一个叫桓宽的人将当时的辩论记录整理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幸运地流传到了今天,我
们能够通过它来了解争论的许多细节。这本叫作《盐铁论》的书让现代人也意识到,古代和现代的相似性比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还要多,而现代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两千年前有了折射。
桑弘羊的基本观点只有一个:财政需要。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政府必须从商业上获得收入,否则政府就会破产。而与他辩论的文学、贤良们都来自民间,对于政府财政问题不甚了了,对于民间发生的事情却更为了解。他们最能感受到武帝政策给民间带来的困扰。但这些人在理论功底上比桑弘羊差很多,说不过别人,就搬出“政府要以德服人”,或者“政府要回归儒家传统,不要与民争利”,甚至强调要重本抑末,以为问题出在工商业上面,没有看到工商业并没有罪过,而是政府控制了工商业,才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他们却揭示了集权社会的一个悖论:从理论上看是很美好的事情,但一到
现实中就变了味儿。
比如,桑弘羊谈到,政府把制铁业收归国有,不仅可以扩大财政收入,还可以通过政府的管理来提高铁器的品质,保障人民的需求。因为政府的实力最
强,它组织生产,自然能生产出最好的物品,比民间小规模生产的质量要高得多。这听起来很在理。
但来自基层的感受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由于人们需求多元化,各地需要不同品种和规格的铁器。而在以前,这些需求都可以通过遍布市场的手工作坊来满足。但制铁业国有化之后,铁器的种类反而大大减少,明显不利于生产。另外,一旦政府把某个行业收归国有,那么,这个行业生产的产品就会立刻涨价,让人苦不堪言。
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有利于提高商品质量,这是理论上占优势;而贤良、文学提出商品质量下降了,则是实际的经验。但后世人看待这个同题时,已经没有办法拥有古人的亲身体会,反被理论迷惑了。于是,国有企业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就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神话,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打破。
再比如,政府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在大部分人看来都是好事,认为政府可以防止劣币出现,让货币的品质更高。但从基层的经验来看又是另一回事儿:铸币权国有化之后,政府的钱币也在慢慢减重,偷工减料。另外,皇帝也将什么白鹿皮、白金当作货币,让市场更加混乱。
所以、抛开道德上的说教,贤良、文学认为,政府的做法,一是抽取民间财富,二是扰乱市场,三是官商勾结,这三点更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
盼望改革的人们都忽视了一点:一旦国有垄断建立起来,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这些国有企业时,就不可能放弃盐铁官营了。当非农收入占了汉代总财政(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时,政府可能放弃收益最大的盐铁收入吗?
官僚集团只会膨胀,不会收缩,他们已经绑架了政府财政,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又必须建立国有垄断体系来绑架民间经济。
国有企业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它给了政府足够的控制权,防止下层的反抗。而当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之时,国有企业的作用就更明显,那时,政府财政将依靠国有企业来渡过难关。

在人类历史上,货币一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它为了方便贸易而诞生,却又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
在纸币发行之前,人类使用金属铸币的时期,最古怪的问题是货币面值和实际价值不一致。
在货币还没有出现,人们利用金、银、铜做交换的时代,人们会按照金属的实际价值来估值。比如,一斤麦子价值一两铜,一两银子价值一匹马。
由于称重很不方便,人们又发明了另一种做法,把一两铜做成特殊的形状并在上面标明重量(面值),标准化的货币从此诞生了。由于省去了称重和切割金属的麻烦,货币很快就成为贸易中最主要的中介物。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虽然货币上标明了重量,但有的人会把货币做得比标明的重量更轻,却按照标明的重量去使用,赚取差价。也就是说,面值上标明是一两,但实际重量只有八钱,面值和实际价值出现了分离。
就算一开始货币都是足值铸造的,但随着货币使用一段时间后,足值的货币也磨损成不足值的了。
为了对付减重问题,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一是对货币进行称重,按照实际重量估值。但这样做除了不方便之外,还需要防止另一种造假手段,即往铜钱里掺锡、铅等不值钱的金属,人为地给货币增重。
这种称重的做法只是在民间采用,而政府更倾向于采用另一种办法。
二是政府规定,不管货币的实际价值是多少,市场只能按照面值来接受它当加入了官方强制力后,货币也就从“自然货币”变成了“法定货币”。法定货币必须依靠政府立法强制流通,已经偏离了货币的实际价值,而后来出现的纸币也是一种典型的法定货币。
可是,一旦官方授予不足值货币和足值货币同样的流通权,就会有人在铸造货币时故意缺斤少两。而人们持有货币时,也会先把货币的边缘剪下来,再把剪边货币当作足值货币使用,剪下来的边就可以用来铸造新的货币。时间长了,足值的货币反而不见了,只剩下不足值的劣币。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
劣币问题在所有使用铸币的人类文明中都会出现,只要由官方强行规定法定货币的流通权,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那么,如何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呢?
出乎意料的是,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开放铸币权,允许所有人铸造货币；与此同时,放开民间的选择权。官方不去规定哪些货币能用,哪些不能用,由民间根据各家货币的口碑自行决定接受与否。这是一种自由竞争的模式:口碑欠佳的铸币没有人接受,就慢慢地消失了;而口碑良好的钱币接受的人多,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
通过市场选择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就产生了另一种现象:良币驱逐劣币。
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区别在于,政府是否强制规定某一种货币为法定货币,而禁止其他货币的流通。如此一来,就一定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如果政府规定所有货币都可以使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良币最终会驱逐劣币。
放开货币铸造权和使用权,这种方法虽然是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唯一方法,却受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抵制。政府之所以不接受这种做法,并不是因为这种做法没有效率,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彻底失去了对于货币的话语权,从而丧失了干预市场的能力。掌管货币话语权,会给政府带来无数隐藏的利益。政府缺钱时,只要统一往货币里掺点儿假,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民间收走了大量的财富。对于历代政府,货币掺假始终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手段。结果,每个朝代的货币都会出现缓慢的贬值,朝代初年的货币个头儿最大、材料最好;随后,货币越来越小,材料越来越差;最后出现所谓的大额货币,原本一个铜钱一文,后来出现“当十”“当五十”的大钱,一个大钱的材料价值只是小钱的两三倍,面值却是小钱的数十倍。
如果说在铸币时期,中央帝国有货币密码的话,垄断铸币权就是最大的密码。

文帝的统治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的一个神话。对于汉代的大臣们而言,在文帝之前,帝国一直没有过真正的安定,甚至人们不知道这个帝国是否已经真的建立起来,还是又如同秦帝国那样,最终会变成镜花水月,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分崩离析。文帝之后,已经没有人再怀疑帝国模式的成功了。虽然最为关键的财政地雷还没有拆除,但帝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而且逐渐繁荣起来,大部分人从中都享受到了真真正正的实惠。人们已经学会了站在帝国的本位上来考虑解决办法,而不是试图再次推倒重建。
对于现代人而言,文帝的统治简直是一个小政府的范本。亚当·斯密曾经提出,政府只需要保证最基本的财政支出,如国防和必需的公共工程,其余
切都应该交由社会去做。
文帝时期,由于维持了一定时期的和平,国防开支很少,养官成本很低，故而剩下的钱都可以留在民间,促进经济发展。
历史上,中央帝国最大的财政失控总是出现在军事上,一旦控制住了军事支出,的确可以做到“小政府”。所以,历史上采用黄老之术的时期,往往是不需要太多军事行动的时期。由于和平,方才富足;而富足伴随着和平,于是成就了汉初的盛世。
但在这盛世之下,始终有一颗定时炸弹:财政失衡。

商鞅变法则采取了最为激进的做法。由于秦国的政治更为简单,国君的支配力更强、集权程度更高,商鞅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最根本的变革,将秦国打造成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将每一个人都纳入到国家体系之中,让每一个人都为战争出力。
商鞅的变法措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地方上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各县由中央直接管辖,官员由中央统指派。并在民间建立什保制度,五户为一保,互相监督,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郡县制度彻底破坏了商周以来的封建制度,在地方一级上完成了集权化。秦国所建立的这套制度也成了未来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度的蓝本,虽然地方管理的层级越变越多,但管理的思路再也没有变化过。
第二,控制粮食流通渠道,限制人口自由流动。虽然土地属于农民,但农民不得擅自离开土地。这样,每一个农民就都被“标准化”了,他们活着的意义就是生产粮食。政府通过控制流通渠道将农民生产的粮食输送到秦国的战争机器中。
第三,实行军爵制,将整个社会生活同军事挂钩。一个人只有在军事上有所贡献,才能得到爵位。爵级共二十个级别,一个人先受封低级爵位,下一次再立功受封,依次累积,直到最高级。就像现代的公务员用一辈子从科员熬到正部级一样,秦国人也用漫长的一生去盼望着军爵,从低级走向高级,爵位越高,他的社会地位也越高。整个社会组织高度军事化,是秦国战争机器如此完美的原因之一。
汉代的重仲舒曾经评价秦国商鞅变法之后的情况,认为变法前后,百姓的徭役负担比之前增加了三十倍,而官府的赋税收入增加了二十倍。虽然这其中有夸大的成分,但从侧面显示出秦国财政机器在压榨民间资本上做得多么完美。
第四,秦国由于发展晚,因而土地充足;而山东六国人口众多,土地不够。于是,商鞅就鼓励六国向秦国移民。一旦这些人移居到秦国,就分给他们土地并免除三代人的兵役,让他们专心种田。这些人就转化成了秦国的生产机器而打仗参军则由原来的秦人承拍。新秦人获得了安全,老秦人通过打仗立功获得了爵位,各得其所。

秦代的财政革命和崩溃从春秋进入战国,大量的诸侯国消失,只剩下几个强大的国家。战争也早已从纯粹的武力炫耀变成了财政的比拼。
哪个国家能够建立起更高效的财政系统用于战争,它就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于是,各国进入了一个竞相变法的时期。所谓变法,本质是改变经济资源的配置,提高国家财政效率的做法。

楚汉相争并非是谁当皇帝的争斗,而是两种选择的岔路口:一种选择类似于战国时期的诸侯模式,另一种选择则是独特的大一统帝国。

秦代灭亡的原因跟“仁义”毫无关系,而是亡于战争财政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

汉武帝最后两项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叫作均输、平准。这两项政策所引起的争论也是最大的。特别是平准政策,从初衷来看,人们认为它是一项好政策;但从执行来看,不仅没有预想的好处,反而带来无数的恶果。后世的书生往往根据初衷来相信平准的好处,而不去检查一下实际的执行效果。
这两项法令由著名的敛财能手桑弘羊提出,其目的仍然是增强政府的财力和对经济的控制力。
所谓均输,是一种让政府插手商品运输和销售的做法。汉代的土地税主要以粮食的形式上缴,但把粮食从地方运到京城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均输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可以灵活处理这些粮食,在当地卖掉,换成钱,或者购买当地的土特产品,把土特产品运输到外地高价出售。粮食价格低又笨重,换成土特产品价高量轻,而且土特产品往往在产地很便宜,在外地很贵。这样,政府就可以在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吃买卖的差价。
从理论上看,均输是一种市场调节机制,如果实行得当,各地的产品分配会更加均衡。但执行的实际效果是:政府参与市场之后,不仅没有平抑物价,反
而会利用权力压低采购价,抬高出售价,形成剪刀差,赚取额外的利润。因为政府拥有着权力资源,能够通过公权力形成垄断,将其他玩家踢出去;而它奇高无比的管理成本又会抬高商品的价格。
所谓平准,是指在地方上兴建平准仓,当本地丰收时,政府就收购粮食放入平准仓库;到了本地出现灾害缺粮时,政府再把仓里的粮食拿出来接济社会。但接济不是免费的,而是采取一个低于市价、高于收购价的中间价,这个价格既可以保证政府盈利,又保证民间获得较为平价的粮食。这就像水库对水位的调节一样,丰水期蓄水,枯水期放水。
由于历代政府都强调民以食为天,平准的原理吸引了大部分的执政者,他们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设立平准仓来平抑粮价,有的时期也的确取得了
定的效果。但是,在历朝历代的实际运作中,平准仓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
首先,政府一旦缺少了收人,就会打平准仓里粮食的主意,盘算着怎么卖掉,把钱拿去充当养官成本。灾难真的来了,人们往往发现平准仓空空如也,不知道粮食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
其次,仓库里的粮食也有保质期的问题。政府的仓库往往管理不善,许多粮食发霉、变质,被平白浪费掉了。
再次,政府一旦逐利,会变得比私人更加凶狠。敛财的官员们很快学会如何坐庄哄抬价格,不仅起不到平抑的作用,反而成了粮食市场上最大的玩家,
把其他的商人都挤兑出局。加上还有一些关系户和官员相勾结,依靠政府资源大发横财,平准仓成了少数人的工具。
在历史上,人们往往根据理论和教条得出某些结论,却没有实在地去考察致使某些政策看上去很美好,可一旦实施,必然变味。至于统治者推出上述政策的实际目的,也往往不是所谓的民生,而是看上了它们盈利的能力。

汉武帝是中国集权财政模式的开创者,他的制度在多方面影响了中国未来两千年的历史
后世的人们往往敬畏汉武帝的赫赫战功,却没有看到,他的战争将文景之治时期积累的国库储蓄全部耗空,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包袱。
在汉代,一场战争的花费,就可以达到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战争可谓消耗巨大的游戏。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应付战争开支,为此,汉武帝尝试了几乎所有可能的财源,从卖官鬻爵,到发衍减值货币,再到加强商业税等,但均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开支。最终汉武帝财政需求的,是垄断自然资源、开办国有企业。为此,汉代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国有制体系。
汉武帝的做法使得政府的角色从收税变成了参与经济的实际运营,也由此带来了官僚制度的变化,破坏了原来的小政府模式
汊代建立的中央集权模式,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中央政府要维稳,就必须多收税;要多收税,就必须建立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而这势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停滞后,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维稳,从而造成王朝的垮台。

本书对秦汉之后两千年的集权时代进行梳理,认为根据制度和财政的传承性,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的周期: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包括若干个朝代,第一个朝代往往是从混乱中建立新的官僚和财政制度,形成基础;在后来的朝代中,即便出现了改朝换代,却往往没有彻底推翻前朝的制度基础,在官制、财政上有很强的继承性,可以视为周期的继续;直到周期的最后一个朝代,巨大的崩溃引起社会基础的全面改变,才会被新的周期所取代。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结束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诸侯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甚至卖官素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这个周期中,汉代最初的几个皇帝面对的是强大的诸侯制残余和崩溃的经济结构,他们采取了鼓励自由经济,并逐渐从财政上收缩诸侯权力的做法,取得了成功,形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权。但到了武帝时期,由于战争财政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并以破坏正常官制为代价加强中央集权。王莽时期,惑于复古主义的政治幻觉,政府进行了激烈的、带着计划经济色彩的财金改革,但由于政府干预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接替王莽的东汉政权仍然继承了西汉的社会经济结构,它的官僚制度、财政制度都是西汉制度的继承和嬗变,同样也全盘接收了西汉的社会弊病。由于西汉后期官商结构的发展,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结块现象,到了东汉则演化成为板结的社会分层,这种分层一直持续到魏晋南朝,严重到影响政权的存续,最终被更加有活力的北朝所取代。到了这个周期的后期,随着政治的僵化,大量的劳动人口都成了官僚和士族的附庸,他们消失在了国家户籍之外,不再缴税。
因此,户籍人口消失、财税不足成了政权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政府变得孱弱不堪,第一周期终于在建立八百年之后,因制度丧失调整能力而崩塌。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土地公有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体制。土地公有制出现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和隋,到了唐初,形成了以政府分配和回收土地为特征的公有制。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却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人们都乐于从政府手中分到土地,但当有人死后,他的子孙却并不愿意将土地交回给政府,而是隐瞒不报,偷偷继承了下去。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手里能够用于分配的土地数目却在减少,土地随即被从事实上私有化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崩溃还直接影响了税收,由于大量的土地隐瞒不报,政府的财政收入无法得到满足。唐代还实行一种复杂的税制—租庸调制,政府必须同时统计土地、人口和家庭。这种税制已经超出了当时政府的统计能力,反而对财政造成了巨大拖累。
由于上述原因,唐代的经济虽然大发展,但财政却一直不健康,从而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唐代后期进行了税法改革,默认土地私有制,形成了较为简单的两税法,并开始加强各种专卖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国有垄断经济。这些特征传给了五代、两宋,并在宋代形成了庞大的政府垄断。
宋代,因为战争成本、养官成本都很高,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专卖制度,并开创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纸币实验。纸币最先由中国的“民间银行”创造,展现出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政府随即将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并发现了纸币的巨大财富再分配效应。从这时开始,除清代外的后代政府都通过纸币从民间吸取大量财富,并形成世界上最早的一系列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体系可怕的稳定性可能让我们永远停留在第三周期内,虽然经济上绝对不会有突破性发展,人民的生活却也并不差。只是到了清末,随着海外影响的到来,中国财政才开始了近代化的路程,并有了突破农业社会桎梏的机会。它曾经充满了希望,却最终被迫回归到国有企业、金融垄断与土地公有制的两千年往复中。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密集期。从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的改革开放国策,到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的财税、国企改革,到如今第五代领导人的癸已新改革。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的进步,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
但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要想继续改革,必须触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和金融体系,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政府将这三者全面放弃的迹象。国企可以私有化一部分,国企职工也可以下岗,但对于控制经济命脉的领域,国企则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出和私有化,反而越来越加强了控制力。公有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的基础,哪怕问题再多,政府的改革措施也只会修修补补甚至出让一定的使用权,但不会将土地的完整产权完全交给民间。而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则决定了印钞权的归属,政府从而拥有了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人民的储蓄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供政府支配。
有人认为,这三大底线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也称为三大基础。从马克思开始,就决定了必须守住这三大基础,才能守住社会主义的成果。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详细考察了历史之后,我们却会发现:其实,这所谓三大基础并非从德国人那儿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垄断货币发行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传统带来的本能。
本书所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线索,从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历史中,寻找到垄断经济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根就在于政府财政。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会发生。

万历九年,张居正已经查清了土地,在全国铺开了一条鞭法,成为全国的定法。所谓“一条鞭”,应该写为“一条编”,即在编目册上,每一家的税应该交多少,只写一条。
明前期的税赋虽然简陋,但是明太祖制定的统计方法却十分麻烦。为了确定一家的税率,必须首先清查他的土地做鱼鳞册,又要清查他的户籍做黄册,而缴税也要分别计算,土地税、人头税、食盐摊派,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一条一条繁复难行。而纳税物品也是多种多样,有的缴粮食,有的缴纸币,有的缴铜钱,有的缴银子,还有其他物品,七折算八克扣,令民间痛苦不已。税赋缴纳上去,政府还要民间自己负责运输,这又是一层麻烦。
一条鞭法则把一个地方的所有这些税额都加起来,把所有劳役也都折算成银两并入税赋,再根据每家土地的大小摊派下去。对于老百姓来说,政府只骚扰一次,告诉他们一个总数,按照银子缴纳,就不再有其他的麻烦。政府需要劳役就花钱去雇佣。这种纳税方法减少了扰民,也简化了手续,更加便于征收税赋。
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地位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它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历代的财政问题都有一个无法克服的麻烦。每个朝代的初期都会制定复杂而严密的税收法则,但是没过多久,随着行政效率的退化,就无法完全贯彻执行,税收也大受影响。一条鞭法把复杂的设计形式都抛弃掉,直接简化成政府的财政渴求,只要能征税,形式能简化就简化。
第二,为了简化形式,它牢牢地把握住一个根本:土地。只要土地在,就有税收,把所有的其他税种都折算入土地。中国历史上的人头税距离退出舞台不远了
如果完全执行一条鞭法,就没有所谓的人头税了,只是各地在执行时不能完全贯彻执行,因而还保留了一定的劳役税。到了清代“摊丁入亩”时,人头
税彻底废除。
第三,从征收实物变成了征收银两,确定了以货币为税的原则。从汉代以征收实物为主,到明清逐渐过渡到以货币为主,表明中国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政府减少征收实物,是因为利用货币已经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实物了;而政府征银也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人们常对科举产生巨大的偏见,认为考试制度是一种“毁人不倦”的制度。但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科举,而在于集权社会里没有第二条可以光宗耀祖的途径。所有的人都扎进了这座独木桥,才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单一化。

明代科举制的完善,也彻底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汉代至魏晋,往往会产生许多传承数百年的大家族,而官员名额大部分被这些家族垄断。在唐宋时期,虽然科举制已经在起作用,但社会上有经济优势的大家族还是长期存在,当官靠家族和祖辈的这一官场习俗也没有完全扭转。只有到了明清时代,由于科举制已经可以源源不断地将地方的人才输送到中央,只有科举一条路可以当官致富,所以使得地方上的大家族萎缩了,反而形成了另一个传统:富不过三代。

通过科举,明代彻底打碎了社会结构的结块现象,民间分散成了一个个原子,互不隶属,中央的权威不会受到任何挑战,形成了彻彻底底的集权模式。

由于财政失控，明朝政府对于商业和贸易的态度愈加敌视，并最终把中国送入了闭关锁国的轨道。当锁国政策固化到人的脑子里时，整个社会对海外世界都充满了偏见和敌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