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双重争权的存在,中央政府即便想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但改革条文到了地方这一层级,也被化解掉了。地方政府只选择有利的条款执行,而把对自
己不利的条款过滤掉。
中央政府有心放权给社会,但它放出的权力却被地方政府接走了,社会无所获,如果中央政府试图收走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就会把损失转嫁给
民间。
新的执政者上台时,这种现象已经到了临界点;再加上许多地方官员认为新执政者上台还没有完全掌握权力,这是大肆扩张的好机会
但这一次,他们遭到了当头一棒材此、执政者在推行改革之前,必须让各级官僚俯首听命,而反腐就是最好的办法。每个官员都突然意识到:哪怕他再强势,也只不过是趴在岌岌可危的高杆上，随时会被捅下来。他们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只有这时,中央政府的改革才有可能得以推进。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按照贤良、文学的观点,政府减少管制,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
答案出乎意料:同样也解决不了。原因仍然在于集权式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争权。当官僚集团复杂化之后,中央政府即便想放权,也很难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甚至中央政府正准备放权时,地方政府立即把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收到手中,而民间仍然一无所获。
中央政府为了政令通达,必须集权。但一旦中央政府集权,地方政府又会把负担转嫁给民间。总之,在双层政府的博弈下,吃亏的永远是民间,而中央政府试图放权的努力也总是败于官僚阶层的抵抗。这种间题在集权体制的历次改革中都能看到踪迹。

桑弘羊的“社会主义”观点看上去非常具有说服力,也有严密的逻辑性。但在实践层面上,人类对于这个理想已经试验了几千年,每一次试验都会发现:
政府的管制需要官僚去执行,而政府的权力愈大,官僚可以变现的资本也就越大。最后发大财的往往是政府的官员、官员的亲戚朋友,以及其他类型的关系
户。另外,政府对于经济的限制越多,民间经济越凋
敝,人们就越会发现要发财只能靠政府。

人们突然发现,中央的命令并不需要全部执行,只需要敷衍一下,等它慢慢被遗忘就行了。

在西汉政府建立时的限权设计中,只考虑了
对军队、官员的限制,防止他们对皇权产生冲
击。但皇帝很少过问官员和商人的勾结,只要皇权是稳定的,这些勾结行为就是可以谅解的。
如果政府的定位只是仲裁者,不是市场参与者的话,那么也许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可一旦政府成为参与者,缺乏限制的权力立即会借机大捞一
票,这就是官商勾结得以产生的契机。

西汉的大商人也和后世的商人一样,在他们富裕之后,立即和权力粘在了一起。他们]从事的工商业成为皇帝觊觎的对象,汉武帝出于扩大财政收入的目的,将资源收归国有。这些人要么被皇权所淘汰,要么投靠皇权，个人的选择余地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