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这个孱弱的朝廷中,皇帝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之所以存在,只不过是因为世家大族们商量不出一个公认的领袖来取代他,不如让司马氏继续干着。至于皇帝的权威,则早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然而东晋又是一个名士层出不穷的时代,这些名士语不惊人死不休,放浪形骸却又满腹经纶。这还是一个奢侈之风横行的时代,各大族倚仗着巨额财富,挥霍、宴乐充满了史书,使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战乱和悲剧的时代。
可以说,这是一个少数人的天堂时代,也是多数人的炼狱时代。一个有利于豪族,却对皇权和普通人不利的时代。
皇权之所以衰落,是因为东晋本身就是一个客居的政权。

禅让得来的政权之所以短命,原因在于新政权虽然继承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皇帝束手无策。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哪怕如司马炎这样有心改革的人,最终也会发现切只是徒劳而已。
禅让的弊病在晋代显得更加突出。

在中国历史上,禅让是一件让人既爱又恨的选择。
人们之所以喜欢禅让制,是因为这意味着在朝代更迭时没有发生新旧皇族之间的战争,政权是和平交接的,整个社会所受到的破坏不像武力夺权那么大。
但人们之所以担心禅让制,是因为禅让之后的朝廷往往都比较羸弱,毛病不断,这些疾病伴随政权的终身。而那些从彻底的乱局中以武力脱颖而出的王朝却可能拥有更长的寿命。

长期以来,我们只把羊祜、杜预和邓艾这三位平定了吴蜀之地的人看作是军事家,但是,他们首先都是深刻理解财政问题的经济专家,只有在军备上做到了极致,才有可能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财政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在平定吴蜀之后,仍然保持着政权的稳定性,而不是随着开支的扩大,增加新的不稳定。所以,晋武帝年间,西晋之所以能够统一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军事范畴，成为一个事关全局的财政问题。

司马懿一生在征战的同时,走到哪儿都会发展经济,保证政府可以获得足够的财政来支持战争。正是他高瞻远瞩的气魄,才使他能够釆纳邓艾的提议。对于他来说,一场战役的胜负,远没有完善的财政系统重要。

司马懿对财政和经济的深刻理解,更体现为他能够严格把握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界限。他认为,虽然要重视财政,但是一定要避免扰民过甚。随着魏国的扩张,一些新的边境地区加入了魏国。这些地区的人民大都没有户籍,政府想通过核査来落实户籍制度,便于未来征税
司马懿不赞同这么早清查户籍。他说,吴国和蜀国正是因为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来防范百姓,征收严苛的税,所以百姓才抛弃了他们。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严密的户籍网络,也不要干扰人民的生活,让他们安乐。4只有人民安居乐业,政府才会富足,否则,登记户籍也没有用,这件事表明他的看法比起一般人都高明得多。

邓艾的计策为司马氏的统一奠定了物资基础。财政成为西晋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
邓艾的方法之所以能够被司马懿接纳,是因为司马懿本也是一位有名的财政专家。

他认为,战争到最后,一定是财政的比拼,谁能够在财政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谁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曹魏之所以能够占领半壁江山,就是因为实行屯田,积累了足够的粮食。 邓艾《济河论》

统一北方后,曹氏的魏国已经到了人人谈论发展经济,讨论如何获得更多粮食的地步。在这个阶段,精通各种经营的能臣辈出,经济头脑已经成为谋士必备的素质之一。

在军阀混战时期,货币经济也已经停止,中国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当战争向着长期化发展时,谁第一个反应过来,从掠夺式财政政策走向可持续的生产式财政政策，谁就会成为受益者。

与曹操看重粮草不同,董卓根据以往的经验,更看重货币。他认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

曹操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正是靠着屯田,他丛强大的北方军阀中脱颖而出。他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战乱时期,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属于典型的战乱期,而整个三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屯田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历史。可以说,三国的竟争,首先是财政的竞争,其次才是军事的斗争，谁能够建立起更加持久有效的财政体系，谁才能击败其他的竞争者。

在灭亡蜀汉和东吴时,司马氏的谋臣们首先考虑的是屯田积累粮食,其次才是打仗。魏晋在统一过程中,屯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灭亡蜀汉和东吴时,司马氏的谋臣们首先考虑的是屯田积累粮食,其次才是打仗。魏晋在统一过程中,屯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势均力敌的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是财政组织最出色的一方。这个现代军事的基本原理在三国时期就有着很好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