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政治一个不变的规律是,个人从贪腐中所得的,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乾隆晚年从议罪银制度中得到的几百万两零花钱,给大清王朝造成的损失要以亿万计。

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渠道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比如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乾隆朝“消灭记忆”运动,进行得十分周密和彻底,以致今天已经完全无法估量所承受的文化损失。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也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据近代学者推算,全国禁毁图书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达十五万册。销毁版片总数一百七十余种、八万余块。除了焚毁书籍,乾隆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其余估计不少于一千万份明代档案,已经被销毁了。

为了防止人们怕“犯忌讳”而不献书,皇帝特意在谕旨中说: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然而，民间所献之书，居然无一违碍。乾隆不再隐晦，命令各地大员：如有不应留存之书，既速交出。

以上诸案,经过审实,与宗教和起义无关,乾隆仍然不放过。这固然是统治者的过度防御,背后仍然有其他策略考虑。对乾隆来说,这是种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处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心怀不轨者装疯卖傻,逃过法网。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制造恐怖,恫吓“愚民”,“务必重处,以儆其余”,使那些正常人越发不敢犯法。底层民众的几条性命,在他的统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钱的。

乾隆朝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心在社会底层。历来打击文字狱,都以土大夫阶层为打击对象。据郭成康、林铁钧之《清朝文字狱》一书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绅、名士者至少二十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间触犯文网者,则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的平民。在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低级知识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监生、武生等,占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合计总数的七成。
这些乡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邪书”、“图谱”,被怀疑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三是自称“托梦”、“天命”、“下凡”等,举止荒唐,“妖言惑众”。
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乱。

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正义的一面。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稻粱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松弛，虽然不乏名臣，但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

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是以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如汉之文景唐之贞观开元清之康乾。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