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并不了解大众传播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小道消息是民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众对于那些由官方传播的、正面的陈词滥调往往毫不关心，相反对于那些负面的，特别是刺激性、轰动性的传闻，却最为热衷。传播这些爆炸新闻时给人们带来的超娱乐快感，是什么评书戏曲都无法比拟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随着经受的挫折越来越多,乾隆皇帝越来越理解了父亲的选择。他发现,并不是父亲不愿意宽大,而实在是官僚集团不容他宽大。他过高地估计了官僚集团的品格。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乾隆发现,一旦他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驭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太多,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太多,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门第、外表和性格这三大因素中,富察氏最不改突出的就是性格。富察氏是一位既聪明透顶,又天真烂漫;既精明过人雅又大气温柔;既识大体,又重小节;既善解人意,又有原则;既含蓄婉约，又可以笑唾檀郎的女人。

青年的特权就是不需要成本的许诺、不需要证据的自信、可以无限透支的未来。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绚丽的想象。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他就把唐太宗树为自己的楷模，直追唐太宗，超越唐太宗，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亲

在一篇名为《宽则得众论》的文章中，他鲜明地表达了与父亲相异的政治倾向：“如果能宽以待人，宽容他人的小过，成就自己的大德，那么人人都感其恩德，心悦诚服。如若不然，以偏急为念，以刻薄为务，虽然为政勤奋，如秦始皇那样每天批阅无数奏折，像隋文帝那样亲自替百官治事，又有什么用处？”

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在他眼中，皇帝、官员和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许有丝毫反抗。

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监工们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至于“千里镜”,在康熙年间就传到过中国。这两架大的望远镜他看了半天,除了别的望远镜是从正面看,这是从旁边看,似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明白赫歇耳望远镜与普通望远镜的本质区别,而中国并无这样的人才。英国人在写礼品清单时,十分强调这架望远镜的特殊之处,还特意强调了它是大科学家牛顿所发明，然而翻译图省事，语焉不详，而且漏掉了牛顿的名字。

贪腐政治一个不变的规律是,个人从贪腐中所得的,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乾隆晚年从议罪银制度中得到的几百万两零花钱,给大清王朝造成的损失要以亿万计。

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渠道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比如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对于伊斯兰教,乾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深知这一宗教的进取性,因此在回教地区大力推行政教分离,不允许宗教领袖取得世俗权力。他知道,伊斯兰教一旦实现政教合一,必然爆发强大的扩张力量,给帝国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平定新疆之后,他大力扶植伊斯兰世界世俗贵族伯克的力量,禁止阿訇干涉政治,高明地抑制了伊斯兰教的活力。他还十分高明地将东干穆斯林从中国西北部迁入新疆,利用他们对抗突厥语族的穆斯林,从而实现以回制回,成功地获得了新疆的稳定。即使以现代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乾隆对边疆问题的处理也是十分高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