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条规律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如果这里的“中学”指的是毛泽东所说的“孔孟之道”,那么,就像他讲过的,历史上凡意欲变革或造反的,大都是反孔的,因为宋明以来的孔教是讲君君臣臣、三从四德、仁义礼智信的,臣不能抗君,子不能逆父,下不能违上。变革者、造反者不违上逆天,如何变革和造反?但反过来其实也一样,凡是掌权当政者,哪怕过去是造反党,最后大都会转去尊孔,因为任何政权都需
要讲秩序、守规矩。
中国发展到近代,哪怕是进入20世纪末,毛泽东所说的
这一规律似乎没有多大改变。

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告
诫说:任何社会发展还没有真正进入到资本主义程度的落后民族的思想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
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历史环境下,看似相同的历史现象只会造成完全不同的历史结果。没有一把万能钥匙能够
轻易改变历史的进程。

当然,孙中山毕竟是一个革命党人,不论国内出现了怎样有利的政治形势,只要自身不具备推翻政府的足够实力,革命党仍旧要想方设法取得有力的外部援助。为此,任何外交的妥协或交易,仍旧是不可避免的。再凑巧不过的是,这个时候中国的毗邻突然间诞生了一个革命的苏联,它同样需要革命的盟友,而且还格外热心想要通过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来巩固自身的胜利,进而壮大自己的力量。

作为一个两千年来一直在传统社会
轨道上缓慢爬行的农业国,中国自17、18世纪以来向人类现代工业社会迅速转进的每一步,都是有条件的。这一条件就是外部环境,亦即世界大势的迅猛发展与冲击。惟受此影响,中国社会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精英与民众,乃至各种
不同人群之间,在行为、观念及生活、交往方式上益现悬隔碰撞,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以致社会乱象丛生、矛盾冲突层出不穷,几乎不可避免。时至今日,人与人之间在思想上、观念上之差距,仍会有天壤之别。换言之,当年中国几亿人口中,缺少对国家民族认同的国人,又何止姜文片子里一个小村中那
百十号农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