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胡适从一开始就看得比较清楚。他一生中每谈及此一运动，总是“比较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不是偶然的。他对这场运动主要目的和意义的解读，始终着眼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及在此基础上“再造文明”的意图。故他在运动中从来都坚持“不谈政治”，主张“我们应致力于（研究）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基础”。可以说，当年的胡适，包括他的不少同道，内心里其实很清楚，以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发展程度，首先要做的恐怕还是一点一滴的、最基础的新思想、新观念的介绍、普及和实践的工作，还够不上欧洲式的思想启蒙。

记得任剑涛曾发表过一篇论文，从救国或建国需要的视角，考察分析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现代国家形成的不同阶段何以会提出不同的主张。他的考察显示，三人所面临的建国的实际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建国及治国理路。
马基雅维利面临的是如何使四分五裂的意大利统一起来，以走出分裂割据、被动挨打的不利处境，因此他主张“不计一切地请出玩弄权谋技巧的君主，以期实现国家建构的基本目标”。
霍布斯面对的是英国王党风雨飘摇，革命正严重威胁国家稳定的现实，他需要处理的是强势君主与臣民的关系问题，一套“以契约论奠基、以国家的赏罚教支撑的强大国家建构方略”显然有助于缓和并稳固双方关系。
到洛克时期，国家已经建成并稳固下来，如何长治久安并使公民心悦诚服地认同和支持这个国家，成为他政治考量的核心之点。正是在此背景下，他提供了基于主权在民观念的代议制的制度设计，日后产生了重大影响。

何谓“启蒙”，比较中西概念，其实是有些差异的。用秦晖的话来说，中文“启蒙”通常带有“教导无知小孩”之义，西文“启蒙”强调的却是“照亮（中世纪的）黑暗”。两相比较，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着眼的是批判专制制度，而不是教导愚昧的民众，他们甚至具有鲜明的人民主权观点，反对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等人“蔑视民众”的心态；中国近现代思想家则相反，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孙中山的“先知先觉”说，到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等等，都充满了“‘改造人民’的导师心态”。
邓晓芒也撰文讨论过这一话题，他特别批评过对这一区别不那么敏感的中国学者，说：“把启蒙看成教育而把中世纪的黑暗理解为愚昧……这正是把对启蒙的理解引向歧途的原因之一。”他同样认为最标准的“启蒙”理当是欧洲式的，即是反对一切语言霸权，绝不以自己的所谓“正确思想”来取代任何所谓的“错误思想”。欧洲式的“启蒙”，就是“要求一种让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自由发表的宽松气氛，是（主张）一种自由和思想宽容的精神”。

为便利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底层中国读者更容易读懂报刊上的文字,他们打破了中文文章不断句的传统模式,开始用西文的顿号和句号断句。为了解决传教过程中迁就各地方言所造成的基督教文本中文译文不统一以及此前翻译的文言圣经讲读中还需要白话翻译的困扰,在经过各地白话传教的种种尝试之后,1890年上海传教士大会决定统一翻译使用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白话圣经译本。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以及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而欧式思维方式表述特色,也进一步改变了中国古汉语句子简短直白的特色,催生了复杂的表述形式,从而基本奠定了汉语欧化的基础。

邓晓芒也撰文讨论过这一话题,他特别批评过对这一区
别不那么敏感的中国学者,说:“把启蒙看成教育而把中世纪
的黑暗理解为愚昧……这正是把对启蒙的理解引向歧途的原
因之一。”他同样认为最标准的“启蒙”理当是欧洲式的,即是反对一切语言霸权,绝不以自己的所谓“正确思想”来取代任何所谓的“错误思想”。欧洲式的“启蒙”,就是“要求一种让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自由发表的宽松气氛,是(主张)一种自
由和思想宽容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