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是继承清朝版图与民族构成，现实是“疆部”鞭长莫及，“本部”也四分五裂。如此巨大的反差，不能不逐渐影响到国人的历史叙述与历史理解。尤其是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接连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制造出伪满洲国和“内蒙古独立运动”之后，一些中国的历史学者率先忍不住了。
1935年，日本人进一步制造出“华北自治运动”，傅斯年等开始公开主张“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提出“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说法。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更一度围绕着这一问题发生了论战。直接交锋的主要有两方，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白寿彝、张维华等坚决否认中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如吴文藻、费孝通等，则持相反看法。
这次争论事实上是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兼中研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发起的，因担心研究谈论“民族”、“边疆”等问题易“招分化之实”，他明确主张学者当本“爱国之忠”，今后不用“民族”、“边疆”等概念，而且应尽力从史实上去证明并发挥夷汉一家的观点，为现实政治服务。
只要否认中国境内存在不同民族，否认中国古来就有华夷之别及“本部”与“藩部”之分的史实，就能够避免被敌国所乘？熟悉中国历史，且依据人类学原理，从事过大量田野调查的吴文藻等人，断然反对此说。吴的弟子费孝通因此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对顾文提出异议。不料，身份、地位特殊的傅斯年自己十分反感不说，还致函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主张应该在政治上予吴等以压制。他并且上纲上线称，吴文藻等纯粹是“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表面上“为学问作学问，不管政治”，实际上“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在他的干预下，吴文藻主持的民族学会被停办，在云南大学的人类学讲座也不能讲了，最后不能不离开昆明了事。这怕也是民国年间学界中人拿政治正确来扭曲历史真实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