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以来，大清国士大夫就开始把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相混淆。严复、梁启超等早就明确地把白种人和黄种人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相信黄种人应该具有共同的立场，日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积极主张大亚洲主义，即是出于此。甲午战争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天朝子民”的迷梦，大家认识到需要向日本学习，但那到底还只是黄种人内部之间的战争，并不代表日本人就真的能够与西方白种列强平起平坐了。日俄战争则不同，在中国的报刊上，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被国人视为“白人受辱于黄人之第一次历史”。
日俄战争的爆发，让国人兴奋，结果更是出乎多数国人预料。当“俄罗斯以四十余倍之地，三倍之人，历数年之经营，据形胜之要地，竟为区区日本所大困”，最终战败投降后，大多数一向以西方思想和科技知识为圭臬的知识精英，不能不瞠目结舌，并进一步转向以日为师的心理。旅顺开战之初，当地士绅多数即已“皆抱亲日之意”；日军获胜后，颇多地方头面人物还亲往祝贺。不少中国留日学生也纷纷发出欢呼声。
当然，即使处于思想启蒙过程中，各种思想纷至沓来，在日本学界亦有不少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甚至于资本主义持异议者。受此影响，积极主张向日本学习者，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抑或青年学生，如何学习、学习什么，以及学习后当如何，大家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那个年代凡主张以日为师者，都是以富强自己国家为目的的，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只不过，受到日本人的影响，把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所谓“大亚洲主义”的变相种族主义的，也颇不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