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族裔民族主义和英美式民主主义不是并行不悖的人类进化双轮。族裔民族主义的诉求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英美式民主主义的诉求是建立在强调国民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族裔民族主义的盛行，在成就民族革命、国家一统的集体主义任务的同时，与强调国民个人权利的英美民主主义思想潮流、观念意识，及其政治实践发生碰撞，不可避免；尽管同有集体主义的色彩，但它与事实上建立在马克思式的个人全面自由理念基础上，相信“四海同胞主义”，主张用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的方法，消除阶级、民族、国家差别与区隔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主张，更是注定要发生矛盾冲突的。

依据传统历史教科书上的说法，北京政府时期即使在民国史上也是极度黑暗混乱的。改革开放后，两岸史家已经有很多人对此表示了异议。因为他们在研究中发现，恰恰是在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近乎空前绝后的全国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延续并推进了自晚清以来的宪政实验。向来我行我素，却对列强奴颜婢膝的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开始屈从于民众舆论的压力，废止了拿国权做交易的秘密外交办法。有学者并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一时期宪政、共和、地方自治，乃至推动联邦制的种种尝试，特别是在1920年代上半期形成的同样空前绝后的“联省自治运动”，理当被视为近代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一次重要机遇。
但问题是，在20世纪初期列强各国激烈争夺殖民地，国际关系中还通行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特别是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谁能相信国人在“你一国，我一国”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就能够换来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呢？还在战国时代管子就看出：哪怕是诸侯割据，面对外敌时，也是“合则强，孤则弱”。然而，这一时期多数闪光的历史现象，却恰恰又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及其大一统极大削弱的基础上的。一方面民权意识培养、民主宪政推行，需要打破水闸、水坝，形成分权分利的竞争局面；另一方面列强争夺，鱼肉无穷，又非筑坝合流、集人心国力不能止。予取予求，各有利弊。包括1930—1940年代出现“你一国，我一国”的情况，是好是坏，站在不同立场上也自然会各有各的说辞。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吊诡和矛盾。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分也有分的好处，合也有合的价值，但是合是分，却由不得历史当事人来决定。

当然，细究起来，社会的这种进步总是渐进的，而且是依知识层面逐次递进的。传统教科书所谓帝制在中国的彻底消亡，是因为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当年陈独秀等人就不这样看。陈写道：“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有君主专制臭味。因而袁世凯想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
辛亥后帝制之再难复辟，除地方势力纷纷崛起，国家已经四分五裂、覆水难收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因共和、宪政的试行，民权思想的鼓吹，刺激了社会精英阶层，也包括大批实力派代表人物，他们的权利地位首先让他们多少有了西方人的那种权利意识。一旦意识到自身的权利地位，他们自然再不会愿意另立一个什么万世一系的帝王，去俯首效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