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到底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中国人。他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思想文化，却并不能真正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他的思想观念事实上还停留在柏拉图式的整体主义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完全进化到现代社会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集体主义的发展阶段。因此，其思想观念中才会生成不少类似于柏拉图观念的看法。
比如，像柏拉图相信只有像自己这样具有超人的知识能力的“哲学王”，才能领导城邦国家一样，他也认定人生来就有优劣高低之分。只是他的区分方法是认为，人在知识能力上可划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社会的进步，只能靠那些“先知先觉”者提出思想、制订方案，灌输给部分“后知后觉”者，再由他们去领导大批生生世世都“不知不觉”者去冲锋陷阵。因此，他明确提出，要成就革命事业，就必须要把权力全部集中到“先知先觉”者，亦即像他这样独一无二的领袖手里，建立领袖个人专断体制，不能搞什么平等。他明确讲，“非服从我不行”，因为“除我外，无革命导师”。
再如，像柏拉图一样，他也认定整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自由对于整体有害无益。他明确认为，离开国家民族整体讲个人权利和自由，是错误的。因为，“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他特别强调：“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他指出，在中国学欧美去喊什么争自由、争权利，不仅是盲从，而且是莫名其妙！国人从来是一片散沙，原因就是“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他宣称：“我们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纪律，为此我们要掺加水和士敏土，变成很坚固的团体。”中国革命必须以统一而非以自由为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