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民无建国之力”，多半也正是陈独秀随后下大力气创办《青年杂志》的目的。他明确讲：吾人深知国家之罪恶，且知国家终会退出历史舞台，但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林立的条件下，吾国民犹在散沙时代，故还不能不承认“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然而“近世之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要在中国建立起这样的国家，只有靠青年“急起直追”，“脱蒙昧时代”，养成自主、自由之人格才有可能。更何况，人类未来进步发展必会趋于大同，国人非“若法兰西人”不可：“其执戈而为平等、博爱、自由战者，盖十人而八九焉。”
事实上，1914年以后的陈独秀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爱国主义，已经充满了怀疑。他坚信人类理应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下谋共同的生活。虽然置身言论界，陈独秀不能不就中国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发表见解，但只要稍有机会，他还是会冒出反国家的尖刻意见。
1918年8月，在一篇随感而发的短论中，陈独秀就再度直言：“世界上真实有用的东西，自然应该尊重，应该崇拜；倘若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得有用，这班骗人的偶像倘不破坏，岂不教人永远上当么？”他直言，国家就是这样一种应该被破除废弃的“骗人的偶像”。“现在的人所以要保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藉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就是最典型的“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代表。他可以说是最早在中国系统介绍传播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了。他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意识到，今日西方所谓之“国”，并非中国古代之国；20世纪所谓的“民族”，与传统中华之民族也不可同日而语。当今所谓“民族主义”，实为“国民主义”。“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凡压迫钳制民权者无异于“自弃其国”。故现代之国，民权兴，则国权立；人民自由，国家才能真自由。
但是，介绍西方民权思想是一回事，想把它应用到中国的现实政治中来，就不能不遭遇无穷之烦恼了。尤其是梁启超于辛亥革命后兴冲冲地回到国内准备大干一番时，先是孙中山一派人很快再度揭旗革命，接着袁世凯政府乘机解散了国会，而且还蠢蠢于复辟帝制。在接连碰壁之后，他终于忍不住在1915年写下一篇题为《痛定罪言》的长文，一一列举出当今中国官府之专制、官吏之腐败、人民之悲苦、社会之黑暗的乱象，痛陈“吾不知有国之优于无国者果何在也”？他坦承自己的政治抱负面临着一个严酷的客观现实，即“凡东西各国一切良法美意，一入吾国而无不为万弊之丛”。他显然不明白问题的根结所在，只是一方面公开质疑：这样的国让人如何去爱？一方面大声发问道：“中国人是否尚有统治自国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