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二大，即1922年开始，莫斯科就已经在要求中共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并规定中国革命必须“两步走”了。所谓“两步走”，就是说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还达不到像俄国那样，进行社会革命的程度，中国必须要先进行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成功，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程度，才可以进行第二步，即社会革命。因此，在1922—1927年中共奉行统一战线政策期间，“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的主张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1927年国共合作关系破裂，中共接过俄国革命的苏维埃旗号后，再继续这样的口号在政治上就不正确了。再等到1928年莫斯科明确规定各国党要把“保卫苏联”当成自己的“中心任务”之后，谁这样看问题，谁就要犯政治错误了。
1929年，张学良在南京政府支持下，试图用武力夺回苏联从沙俄继承下来的中东铁路的控制权，结果和苏军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为此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苏示威运动。当时的中共中央却基于保卫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立场，发动并组织“保卫苏联”的宣传及行动。有鉴于在国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际，此种宣传难以发生效力，已经下台的陈独秀建议中共中央在宣传“拥护苏联”的时候要照顾到中国大多数民众的落后心理，不要“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结果，因政治不正确，新账老账一起算，他却被开除出党了。

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工人有祖国，那只不过是他们取得政权、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那一段“革命的过渡时期”而已。在此之前，国家不是他们的，他们还必须要打破民族的界限；在此之后，国家和民族都将不复存在。
相比较而言，陈独秀在这一点上从一开始就多少有所保留。他在1920年底曾经写道：他“绝对厌恶”资产阶级拿国家的名义做那些相侵相夺、相杀相害、嫉妒仇恨的事情，但“普通的国家制度，不过是言语相同的，或是历史、宗教、利害相同的一种或数种民族共同生活底政治组织”。这种组织成立在自然的障碍基础上，“根深柢固”，“是不容易消灭的”。若只是取消了“国家”这个名义，人类语言、利害等种种障碍依然存在，“因为自然的障碍而发生的民族的冲突，就是在无国家无政府时代也是不能免的”。用他的话来说，要等到理性充分发展能抑制人的本能，尚“不知在何时代”。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陈独秀始终相信需要把阶级斗争与民族革命的口号结合起来。比如，即使在1920—1921年，亦即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宣誓要为世界革命而奋斗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要照顾到中国多数民众的心理，故专门撰文提出过：“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