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洲工业发展迅猛，全面推动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化和法制化，并且加速了现代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形成，依旧极力维护传统的落后中国的形象自然越来越差。随着西方科学研究的精进，人类学、医学日渐发达，古比诺的“人种不平等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继诞生。这两种学说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种族主义的形成和高涨，并为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政治的通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但建立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基础上的人权思想和民主政治的潮流，也在广泛生长中。英、美等国反对种族主义及其奴隶贸易与奴隶制的思想和运动，几乎同时先后蓬勃兴起。1807年和1833年，英国议会在公众力量的强大压力下，先后通过法案，废止了奴隶贸易及奴隶制。在国内公众力量坚持不懈的推动下，英国政府还对西欧各国政府施加压力，最终迫使各国逐渐就废止奴隶贸易和废除奴隶制问题达成协议。正是在此背景下，从1860年开始，到1866年结束，美国政府亦通过长达将近六年之久的战争，打败了拒绝解放黑奴的南方联盟，也在法律上宣告了奴隶制的终结。这一历史进程固然不可能一举消除种族主义，却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合法性构成了有力的挑战。再加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强势生长，公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言行，在西方竟逐渐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进入20世纪后，西方在种族问题上，包括对中国的看法，又都逐渐开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美国学者伊罗生（Harold Isaacs）就美国的中国形象做过较系统的研究和考察。按照他的分期，18世纪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尊敬”的，1840—1905年间基本上是“厌恶”的，1905—1937年间则明显变得比较“善意”了。显然，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事实上自20世纪初开始，主要西方国家舆论对中国的观感大都渐趋客观，善意的评价也逐渐多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