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力地证明了德国预防性战争的动机导致了一战的爆发,然而液国实力的迅速崛起产生了一系列仍未充分研究的重要问题。俄国如何能够避开困扰欧洲其他大国的军费开支的财政约束呢?更重要的是,俄国如何能够经受住国内革命、在远东因军事失败而导致大国地位的丧失、濒于扇溃,随后却迅速且戏剧性地复兴,以至威胁到德国、奥匈帝国、甚至协约国伙伴英国呢。公共产权与资本管制有助于支撑俄国政府在欧洲的金融优势,而且免于其他欧洲政府军备开支所面临的日益紧张的政治压力。到1913年,德国、英国和俄国的政治领导者都认为,俄国拥有加剧欧洲大陆军备竞赛的金融能力,并最终耸立在欧洲大陆军事权力之巅。这些国家无力跟上军备竞赛的步伐,而且俄国也无力承诺自己未来将不利用其金融和军事优势,从而妨碍了1914年夏季的和平性妥协。

费希尔( Fritz fischer)出版了两本重要著作,即《一战期间德国的目标》以及《幻觉之战》( War of illusions)。这重新引发了对德国政治动机在战起源中相对作用的争论。费希尔的著作挑战了二战在德国历史中作用的共识,震撼了将希特勒视为越轨失常的德国历史学界。他认为,德国内部社会政治结构长久以来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进攻性对外政策的孵化器。希特勒的世界霸权野心表明了同样的国内压力。这种国内压力促生了导致战的扩张主义计划。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 Bethmann von hollweg)所领导的德国政治精英蓄意实行扩张主义对外政策,可能会引发战争。抵御外来侵略的帝国防御将会聚合民族主义者对君主政体等传统制度的支持,从而使国内权力从社会主义者手中转向大地主等保守集团。近东、非洲新殖民地市场的掠夺为工商业者的制成品提供新的原材料来源和市场,从而把工业利益与德国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