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2月17日,克利夫兰所暗示的战争威胁把门罗主义扩展到委内瑞拉争端中。这暂时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与关税、美元贬值的强烈支持相关的美国重商主义压力集团重视对英国的对抗政策,以使美国商业独立不受英国的影响从而进入南美洲和亚洲市场。极其依赖美英贸易以及英国金融圈的一些团体强烈反对这些压力。金融利益集团寻求维系美国对金本位制的承诺。金本位制是一项与19世纪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制度。当12月20日金融危机威胁到这种承诺时,克利夫兰从其所暗示的战争威胁中退却了,这表达出妥协的意愿。在一年之内,双方商议了一项一般性仲裁条约,为解决所有争端提供了一个方法。

在第一个全球化时代金本位制使政府有义务颁布许多货币政策。政府确定一个固定比率,调整国内货币供应以反映黄金储备的变化,维持私人行为体以固定比率把货币兑换成黄金的需求。这些政策被赋予降低通货紧缩的期望,使私人行为体确信持有货币的风险要比持有黄金的风险小得多。这些规则也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首先,这些承诺在奉行金本位制的各经济体之间共同创造一个固定汇率机制。其次,政府负有确保可兑换性的义务,而不考虑需要持有黄金的私人行为体的国籍。理论上私人个体能够自由买卖黄金。

历史有力地证明了德国预防性战争的动机导致了一战的爆发,然而液国实力的迅速崛起产生了一系列仍未充分研究的重要问题。俄国如何能够避开困扰欧洲其他大国的军费开支的财政约束呢?更重要的是,俄国如何能够经受住国内革命、在远东因军事失败而导致大国地位的丧失、濒于扇溃,随后却迅速且戏剧性地复兴,以至威胁到德国、奥匈帝国、甚至协约国伙伴英国呢。公共产权与资本管制有助于支撑俄国政府在欧洲的金融优势,而且免于其他欧洲政府军备开支所面临的日益紧张的政治压力。到1913年,德国、英国和俄国的政治领导者都认为,俄国拥有加剧欧洲大陆军备竞赛的金融能力,并最终耸立在欧洲大陆军事权力之巅。这些国家无力跟上军备竞赛的步伐,而且俄国也无力承诺自己未来将不利用其金融和军事优势,从而妨碍了1914年夏季的和平性妥协。

费希尔( Fritz fischer)出版了两本重要著作,即《一战期间德国的目标》以及《幻觉之战》( War of illusions)。这重新引发了对德国政治动机在战起源中相对作用的争论。费希尔的著作挑战了二战在德国历史中作用的共识,震撼了将希特勒视为越轨失常的德国历史学界。他认为,德国内部社会政治结构长久以来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进攻性对外政策的孵化器。希特勒的世界霸权野心表明了同样的国内压力。这种国内压力促生了导致战的扩张主义计划。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 Bethmann von hollweg)所领导的德国政治精英蓄意实行扩张主义对外政策,可能会引发战争。抵御外来侵略的帝国防御将会聚合民族主义者对君主政体等传统制度的支持,从而使国内权力从社会主义者手中转向大地主等保守集团。近东、非洲新殖民地市场的掠夺为工商业者的制成品提供新的原材料来源和市场,从而把工业利益与德国联系起来。

对于民主和平研究,这些研究发现也有三个关键性意义。第一,它们证明了民主和平仅仅在一系列有约束的环境下才是有效的。民主和平是个双向互动的现象,民主国家在与专制政体交往时并没有展现出始终如的和平的独特性。民主促进和平的能力在一战后是受到限制的。20世纪成对国家间的民主和平是有效的,仅当这两个政体都没有大量公共产权时。第二,此处所确定的商业和平并不受这些条件的任何制约,所以它促进和平的能力在历史上要比民主促进和平的能力大得多。第三,或许最重要的是,本章第二部分的历史检验表明民主和平研究更广泛的理论问题。民主和平的理论解释能够分为两类。笔者在此处把其标为时间变化的方法与时间不变的方法。时间不变的解释表明,在不同历史时期民主的能力是始终如一的,如对制度约束、信息或国内规范。一战前民主引发军事冲突的倾向直接挑战着下列解释的有效性,即一战后民主促成了有限和平。如果1914年前一系列相同的国内制度推动了军事冲突,那么20世纪它们自身如
何能够产生相反的作用呢?

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现在已历经了许多阶段,而且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国家优先事项、中国对外政策利益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大战略,经济改革大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及其继任者们明确地把经济发展置于中国国家利益的首要地位,从而使其他政党目标处于从属地位如政治动员与转型、收入不平等以及军事权力的扩张。

李登辉把国民党内原大陆籍的人士边缘化,开始突破邓小平所提出中国”框架。同时他寻求使台湾商业利益对两岸政策的影响降到最低。由于担心这些团体日益增长的权力会限制其相对于大陆的讨价还价，李登辉以两项重要政策举措减少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他的“南下”战略迫使与国民党密切联系的商业利益集团投资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公共基础设施工程。他希望这些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会鼓励其他台湾投资者更多地迁移到这些地区而不是大陆。1993年形成的这些经济举措也被用于鼓励“度假外交”,即台湾官员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访问来增加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承认。这使台湾投资多元化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不成功的,受到在大陆经商的更低交易成本的牵制。

里格( Rigger,1999,2005)认为,台湾民主发展是不彻底的,受到太多的选举及其选举规则的困扰。这些选举及其选举规则激励着政治家们远离中心。曼斯菲尔德、斯奈德( Mansfield& Snyder,2005)表明了这种不彻底的民主转型如何能够释放出限制公共责任民族主义的诉求,从而增大了军事冲突的风险。台湾民主化显然影响着台湾岛内的政治竞争及其与大陆的广泛关系。台湾民主化促使具有“独立”倾向的民进党获得了“总统”职位,从而加剧了政治竞争,促使台湾认同迅速出现,消除了国民党的政治主导地位。台湾的选举体系使政治家们实施支持“台独”的政策,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把这些支持“台独”的政策视为其对大陆治理能力的威胁。

商业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把过去15年两岸关系的贸易与政治冲突加剧的趋势视为怀疑经济自由促进和平能力的有力理由。笔者在本章挑战着这些商业自由主义的批评。邓小平的中国经济改革计划促使中国大战略进行关键性的重新调整。在这个时期,中国大陆支持多边合作,特别是涉及领土问题时,实施更具克制性的国家政策。两岸经济一体化使大陆用经济激励影响台湾岛内的权力平衡,从而也减少了大陆对台使用武力的意愿。同时,台湾民主化怂恿一些政治家追求“独立”,从而增大与大陆更严重冲突的风险。简言之,笔者在本章为本书两个关键性论点提供了更多的支持。经济自由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和平,有助于限制民主化释放的一些加剧冲突的压力。

1995年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引发了第一次危机。李登辉寻求以系列对其他国家的高层访问改善其地位。他利用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向克林顿政府施加压力,以准许其康奈尔大学之行。美国对李登辉访问的准许再次印证了中国大陆的担忧,即李登辉最终寻求使台湾日趋走向“台独”。对此,1995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此后就是台湾“总统大选”之前的1996年3月,克林顿政府以其军事展示进行干预向该地区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3月23日中国大陆结束了军事演习。

1949年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败走台湾而另立政府。此后中国内战仍未结束。国民党最初控制着中国大陆南方与西部领土。蒋介石把台湾视为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基地。1949年、195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下令攻打台湾,击败国民党的反抗。然而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有效地阻碍了该政治与军事目标。美国总统杜鲁门把台湾视为东亚重要的地缘战略基地,希望防止共产主义者进一步取得任何领土。他把第七舰队派到台湾海峡,阻挠毛泽东的任何攻打计划。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军事行动零星地持续到1979年,中国大陆基本上是炮轰台湾国民党政府仍然控制的金
门与马祖。最严重的军事对抗发生在1954至1955年、1958年。

近来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的历史似乎也是一个
令人困感的案例。两岸关系的许多当代研究始于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与台湾相似的改革开始在两岸释放出贸易、旅游与投资的洪流。在两岸关系短暂的缓和之后,1995年政治紧张关系重现了。1995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这引发了军事对峙。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导弹试验等许多军事演习。美国总统克林顿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到该地区,以阻止军事行动升级。在2000年、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期间,危机再次突发。
在经济改革时期,中国大幅度地调整对外政策,以此赞成多边主义与全球化,解决大量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不再支持世界革命运动。

然而,战争至少需要两个参与者。一个国家做出重大让步,总能够避开战斗。根据一个争端的战略性质,国家经常利用彼此的相对弱点。如果选举性惩罚的威胁阻碍着一个政府发动战争,这些国内约束也为国际体系中的竞争者提供了战略机会。这些敌对者在外交危机期间能够向对方提出更多让步的要求。因为它们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民主国家对手要应对国力不满的公众。这些公众可能会惩罚任何战争决策。对冲突可能性的净效果( net effect)是模糊不清的。民主约束着一个政府在冲突中大胆行动,然而它同时却怂恿其敌对者冒失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