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现在已历经了许多阶段,而且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国家优先事项、中国对外政策利益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大战略,经济改革大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及其继任者们明确地把经济发展置于中国国家利益的首要地位,从而使其他政党目标处于从属地位如政治动员与转型、收入不平等以及军事权力的扩张。

李登辉把国民党内原大陆籍的人士边缘化,开始突破邓小平所提出中国”框架。同时他寻求使台湾商业利益对两岸政策的影响降到最低。由于担心这些团体日益增长的权力会限制其相对于大陆的讨价还价，李登辉以两项重要政策举措减少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他的“南下”战略迫使与国民党密切联系的商业利益集团投资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公共基础设施工程。他希望这些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会鼓励其他台湾投资者更多地迁移到这些地区而不是大陆。1993年形成的这些经济举措也被用于鼓励“度假外交”,即台湾官员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访问来增加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承认。这使台湾投资多元化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不成功的,受到在大陆经商的更低交易成本的牵制。

里格( Rigger,1999,2005)认为,台湾民主发展是不彻底的,受到太多的选举及其选举规则的困扰。这些选举及其选举规则激励着政治家们远离中心。曼斯菲尔德、斯奈德( Mansfield& Snyder,2005)表明了这种不彻底的民主转型如何能够释放出限制公共责任民族主义的诉求,从而增大了军事冲突的风险。台湾民主化显然影响着台湾岛内的政治竞争及其与大陆的广泛关系。台湾民主化促使具有“独立”倾向的民进党获得了“总统”职位,从而加剧了政治竞争,促使台湾认同迅速出现,消除了国民党的政治主导地位。台湾的选举体系使政治家们实施支持“台独”的政策,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把这些支持“台独”的政策视为其对大陆治理能力的威胁。

商业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把过去15年两岸关系的贸易与政治冲突加剧的趋势视为怀疑经济自由促进和平能力的有力理由。笔者在本章挑战着这些商业自由主义的批评。邓小平的中国经济改革计划促使中国大战略进行关键性的重新调整。在这个时期,中国大陆支持多边合作,特别是涉及领土问题时,实施更具克制性的国家政策。两岸经济一体化使大陆用经济激励影响台湾岛内的权力平衡,从而也减少了大陆对台使用武力的意愿。同时,台湾民主化怂恿一些政治家追求“独立”,从而增大与大陆更严重冲突的风险。简言之,笔者在本章为本书两个关键性论点提供了更多的支持。经济自由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和平,有助于限制民主化释放的一些加剧冲突的压力。

1995年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引发了第一次危机。李登辉寻求以系列对其他国家的高层访问改善其地位。他利用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向克林顿政府施加压力,以准许其康奈尔大学之行。美国对李登辉访问的准许再次印证了中国大陆的担忧,即李登辉最终寻求使台湾日趋走向“台独”。对此,1995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此后就是台湾“总统大选”之前的1996年3月,克林顿政府以其军事展示进行干预向该地区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3月23日中国大陆结束了军事演习。

1949年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败走台湾而另立政府。此后中国内战仍未结束。国民党最初控制着中国大陆南方与西部领土。蒋介石把台湾视为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基地。1949年、195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下令攻打台湾,击败国民党的反抗。然而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有效地阻碍了该政治与军事目标。美国总统杜鲁门把台湾视为东亚重要的地缘战略基地,希望防止共产主义者进一步取得任何领土。他把第七舰队派到台湾海峡,阻挠毛泽东的任何攻打计划。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军事行动零星地持续到1979年,中国大陆基本上是炮轰台湾国民党政府仍然控制的金
门与马祖。最严重的军事对抗发生在1954至1955年、1958年。

近来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的历史似乎也是一个
令人困感的案例。两岸关系的许多当代研究始于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与台湾相似的改革开始在两岸释放出贸易、旅游与投资的洪流。在两岸关系短暂的缓和之后,1995年政治紧张关系重现了。1995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这引发了军事对峙。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导弹试验等许多军事演习。美国总统克林顿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到该地区,以阻止军事行动升级。在2000年、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期间,危机再次突发。
在经济改革时期,中国大幅度地调整对外政策,以此赞成多边主义与全球化,解决大量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不再支持世界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