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入探讨之前,小结一下我们已指出的关于社会心理学的总体方法是大有裨益的。人性既非一个生物上固定不变的天生欲望冲动的集合体,亦非文化模式的毫无生机的影子,可以轻松自如地适应它;它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但也有某些固有的机制和规则。人性中的某些因素是固定不变的;(物质化的冲动必须得到满足,避免孤立与精神孤独。我们已经看到个人不得不接受决定于任何特定社会的生产分配制度的生活模式。在适应文化的动态过程中,一些强烈的激发个人行动与感情的欲望冲动发展起来。个人或许意识不到这些冲动,但无论如何,一旦它们发展起来,就是非常强烈的,就亟需满足。它们化成的强大力量反过来又对社会进程的塑造效用非凡。经济、心理及意识形态诸因素相互交错的程度如何,以及就此人们能进一步得出何种普遍性的结论,我们将在下文分析宗教改革和法西斯时再行讨论。我们的讨论将紧紧围绕本书的主题:即人从人与自然的原始一体状态中获得的自由愈多,愈成为一个“个人”,他就愈别无选择,只有在自发之爱与生产劳动中与世界相连,或者寻求一种破坏其自由及个人自我完整之类的纽带与社会相连,以确保安全。

然而,使“归属”需求变得那么强烈的因素还有一个:主观自觉意识,即人借以认识到自己是个异于自然及他人的个体的思维能力。下一章将会讲到,尽管这种意识的程度各异,它的存在还是使人面临一个本质上的人为问题:由于意识到自己与自然及他人不同,意识到哪怕非常朦胧地—死亡、疾病、衰老。与宇宙及其他所有非“他”的人相比,他必然备感自己的微不足道( insignificance)与渺小。除非他有所归依,除非他的生命有某种意义和方向,否则,他就会感到自己像一粒尘埃,被个人的微不足道感所压垮。他将无法同任何能赋予其生命以意义,并指导其方向的制度相联系,他将疑虑重重,并最终使他行动的能力——生命—丧失殆尽。

生物化的需求并非人性中惟一的强制性需求。还有另外一种同样刻不容缓的需求,它虽不植根于肉体过程中,但却深植于人类模式的本质与生活实践中:人需要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联系,以免孤独。感到完全孤独与孤立会导致精神崩溃,恰如肉体饥饿会导致死亡。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探讨的第一个现象便是,人性中有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这个事实。那些使人据以有别的冲动与性格特征显示出极大的伸缩性和适应性,譬如:爱、破坏欲、虐待狂、臣服倾向、贪求权力、超然性、自大狂、节俭欲、感官享乐及对声色犬马的恐惧等。人身上这些及其他许多冲动和恐惧的发展是对某些生活环境的反应。它们并非尤为灵活易变,因为一旦它们已变成人性格的一部分,就不会轻易消失或变为其他冲动。但在下列情况下它们又是灵活易变的,即个人,尤其是处于童年期的个人,会根据其所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活模式,发展成或此或彼的需求。这些需求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并非人性中与生俱来的部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得到发展、得到满足。

静态适应，动态适应
社会群体中存在的强烈破坏或虐待冲动之类的类似于神经症现象的社会心理现象(为何不称之为神经症,容后再论),便是对不合理的、有害于人发展的社会环境的动态适应。

本书的分析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反,它建立在以下的假设基础之上,即心理学的关键问题是个人与世界的那种特殊联结关系问题,而非每个人或此或彼的本能需求之满足或受挫。不仅如此,它还假设人与社会的关系并非静止不变的。这并非好像一方面是满是天然冲动的个人,另一方面,作为独立于人之外的社会,或满足或挫败这些与生俱来的嗜好。虽然人人都有诸如饥、渴、性等某些需求,但是,引起人性格差异的那些冲动,如爱恨、贪求权力、渴望臣服及沉溺于恐惧或感官享乐等,都是社会进程的产物。人的倾向,最美好的抑或最丑恶的,并非人性固定的生物部分,而是创造人的社会进程的产物。换言之,社会不但具有压抑功能,而且有创造功能。人的天性、激情和焦虑都是一种文化产物;实际上,人自身就是人类不断奋斗的最重要的创造物和成就,其记录便被称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