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整个人类个体化进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没能为刚才所说的意义上的个体化的实现提供基础,人们同时又失去了为他提供安全的那些纽带,这种滞后便使自由成为一个难以忍受的负担。于是它便等同于怀疑,等同于一种缺乏意义与方向的生命;于是人便产生了逃避这种自由的强烈冲动,或臣服,或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关系,借此摆脱不安全感，哪怕以个人自由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实际上,人类的历史是冲突和斗争的历史。朝个体化加深方向每迈出一步,新的不安全感对人们的威胁就更进一步。始发纽带一旦切断,便无法重续。乐园一旦失去,便无法返回。解决个体化的人与世界关系的惟一可能的创造性方案是:人积极地与他人发生联系,以及人自发地活动——爱与劳动,借此而不是借始发纽带,把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的人重新与世界联系起来。

我们发现,人的自由增长过程与个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具有辩证特征。方面,它是一个人的力量与完整性不断增强,对自然的支配越来越得心应手的过程,是理性能力以及与他人的联系日益紧密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这个日益加剧的个体化进程又意味着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日益增加,也意味着个人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对生命的怀疑增大,个人的无能为力
感和微不足道感也日益加深。

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即“自由地发展”之自由并不是一回事。

当本能的固定行为的缺乏超过一定限度时,当对自然的适应不再有强制特征时,当行为模式不再受先天的机制限制时,人便开始存在了。换言之,人的存在与自由自始便是密不可分的。这里所说的自由并非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地发展”,而是消极意义上的“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即在行为上摆脱本能决定的控制。

从动植物种类演化角度看,人类历史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个个体化和自由不断加深的过程。人走出前人类舞台,就标志着迈出了摆脱强制本能的束缚,谋求自由的第一步。如果我们清楚本能上有一种受先天神经结构网络决定的特殊行为模式,我们就能在动物王国发现一种清晰的趋势。①动物发展程度越低,它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就越强,它的所有活动便越受本能和反射行为机制的控制,某些昆虫的社会化组织都完全是本能使然。相反,动物的发展程度越高,它的行为模式的灵活性就越大,出生时的结构调整功能就越不完整,人就是这种发展的顶点。降生伊始,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无助的。他对自然的适应基本以学习过程为基础,而不是受本能的决定。“本能……在较高级的动物,尤其是人身上,即使没有消失,也在不断退化。”

儿童在最初的这些年里依赖权威也与后来的依赖权威含义不同。无论父母抑或任何其他权威,都非本质上独立的实体;他们仍是儿童宇宙的一部分,而这个宇宙仍是儿童的一部分;因此,服从他们与两个个人完全分离时的那种服从有本质的区别。

形象地说,在个人完全切断束缚他进入外面世界的“脐带”之前,他无自由可言;但这些纽带给了他安全,使他有归属感,他感到生命的根我想称这些先于个体化进程而存在、并导致个人完全呈现的纽带为“始发纽带”。它们是器质性的,因为它们是常人发展的一部分;它们意味着缺乏个体性,但同时又赋予个人以安全和导向。它们是联结母与子、原始共同体成员与其部落及自然、中世纪人与教会及其社会阶级的纽带。一旦个体化全部完成,个人从这些始发纽带中解放出来,他又面临新的任务:他必须自我定位,在这个世界上扎下根,寻找不同于其前个体存在状态所具有的更安全的保护方式。此时的自由含义也与以往不同。

我所谓的概念是: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而且,其含义会随人把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和分离的存在物加
以认识和理解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