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里个人自动与他人趋同,这加剧了普通个人的无助感和不安全感。所以,他准备臣服于能为他提供安全并使他摆脱怀疑折磨的新权威。

自我丧失,伪自我取而代之,这把个人置于一种极不安全的状态之中。他备受怀疑的折磨,因为由于自己基本上是他人期望的反映,他便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特征。为了克服丧失个性带来的恐惧,他被迫与别人趋同,通过他人连续不断的赞同和认可,寻找自己的身份特征。

毁坏世界几乎是挽救自己不被击碎的绝望的最后一招。施虐狂的目的是吞并其对象,破坏欲则欲除掉它;施虐狂欲借统治他人增大已然原子化的个人的力量,破坏欲则要消灭所有的外在威胁。

我们能够观察到,神经症和常态发展的核心问题都是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斗争。许多常人以完全放弃个人自我而结束这场斗争,因此他们适应得很好,并被视为正常人。神经症患者则是不愿完全放弃斗争、不愿臣服的人,但他同时仍与神秘帮助者的象征紧密相连,无论“他”的形式如何。他的神经症总是一种企图,欲解决根本的依赖与渴望自由之间的冲突,只是这种努力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情结视为心理学的中心现象,这是心理学上的最重大的发现之一。但他并未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尽管父母与孩子之间确实存在性吸引现象,尽管由此而起的冲突有时确实是神经症发生的部分原因,但性吸引与由此而起的冲突都不是孩子依恋父母的根本原因。婴儿小的时候,自然会依赖父母,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孩子自己的自发性受到了限制。然而,一旦父母作为社会的代理人开始压抑孩子的自发性与独立性时,一天天长大的孩子就会觉得自己越来越难以独自承受,难以自主自存,于是便要寻求神秘帮助者,并常常把“他”具体人格化到父母身上。后来,个人又把这些感情转移到另外其他人身上,如教师、丈夫或心理分析师。我们再次发现,父母一方最初的性吸引继续存在并不会使人产生与权威象征相连的需求,其真正的原因是孩子的自我成长与自发性受阻及由此引发的焦虑。

如果神秘帮助者被人格化为真实具体的人,一旦无法从这个人身上得到所期望的东西,失望就会随之而来。由于期望完全是虚妄的,所以任何一位真实的人最终都会令他失望,此外还有因受那个人奴役而产生的憎恨。这些都会导致不断的冲突。结果有时只会以分离告终,并常常会再选择—个对象充当神秘帮助者,以期通过他实现全部愿望。如果这种关系最终也受挫,就有可能再次破裂,或者寻求神秘帮助者的一方断定这就是“命”,然后退出。他没认识到的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没有选对神秘人物,而直接在于他欲通过操纵一种神秘力量,以获得只有个人自己通过自发行动才能获得的东西。

从本质上讲,人所以依附于神秘帮助者,其原因与共生冲动的原因是一样的,即,无法独自生存,不能充分表达个人的潜能。
在施虐一受虐冲动中,这种无能导致通过依赖神秘帮助者来除掉个人自我,而在我们正讨论的比较轻度的依赖方式中,其结果仅仅是想寻求引导和保护。
与神秘帮助者的关系密切程度,是与个人自发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感觉潜能的能力成反比的。换言之,人希望从生活中、从神秘帮助者那里得到期望的一切,但就是不希望从自己的行动中得到。
这种情况越严重,个人生活的中心便愈发由自己转向神秘帮助者及其人格化载体。问题不再是如何独自生活,而是如何操纵“他”以免失去他,如何使他做自己所想的,甚至让他担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

那些终生与自身之外的某种权力保持微妙关系的人。他们的所做、所感、所想无不与这个权力有某种联系。他们期望“他”的保护,希望受到“他”的照顾,让“他”对他们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负责。
这种依赖常常是人根本未意识到的某种事实存在,即使朦胧地觉得有某种依赖,他所依赖的人或权力也常是模糊不清的。并没有明确的形象与那个权力相连。
它的根本性质就是体现某个功能,即名义上的保护、帮助,使个人得到发展,与他在一起,永不抛弃他。具有这些性质的“X”可称之为神秘帮助者,当然,他常被拟人化了:被视为上帝、规律或真实人物,诸如自己的父母、丈夫、妻子或上司。

爱是以平等与自由为基础的。如果以其中一方的臣服与完整性的丧失为基础,不管其关系多么理性化,都是受虐依赖。
受虐现象尤其被视为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为了另一个人完全否定自我，并把自己的权利与主张完全交给他，这被视为“伟大的爱”的典型，为人所颂扬。似乎除牺牲和为所爱的人欣然放弃自我外再没有能证明“爱”的更好证据了。
施虐狂也常常以爱为伪装。如果某人声称是为了另一个人自己的目的才去统治他的话，统治另一个人似乎常是爱的表示，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享受统治的快乐。

施虐狂并不等同于破坏欲。
有破坏欲的人想毁坏其目标,也就是说,欲收拾它并除掉它。
而施虐者则是想主宰其目标,如果目标消失,他便感到痛苦。

人并非受虐狂或施虐狂,而是时常摇摆于共生情结的积极与消极面之间,所以很难确定某一时刻究竟是哪一面在起作用。
个体性和自由在这两种情况下全都丧失了。一种情况是我把自己消解在一个外在的权力中,我失掉了自我。另一种情况是,使别人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扩大自我,并获得独立的自我所缺乏的力量。
促使自我与他人进入共生关系的动力总是个人自我无法忍受孤独。

旦赋予个人以安全的始发纽带被切断,一旦个人面对着与自己完全分离、自成一体的外在世界,他就面临两种抉择,因为他必须克服难以忍受的无能为力和孤独状态。
道路之一是沿“积极自由”前进;他能够自发地在爱与劳动中与世界相连,能够在真正表达自己的情感、感觉与思想中与世界相连。另一条道路是退缩，放弃自由，试图通过消弥个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鸿沟的方式来克服孤独。

不幸的是,人们常常忽视了这种区分，想当然地认可他们自己所在社会的结构,认为那些与社会不合拍的人就是没有价值的不健康者。另一方面,与社会合拍者则被认为更有价值、更合乎人类的价值尺度。
如果我们区分常态与神经症两个概念,就会得出如下结论:一个所谓能适应社会的正常人远不如一个所谓人类价值角度上的神经症患者健康。
前者很好地适应社会,其代价是放弃自我,以便成为别人期望的样子。所有真正的个体性与自发性可能都丧失了。
相反,神经症患者则可以被视为在争夺自我的战斗中不准备彻底投降的人。可以肯定,他挽救个人自我的企图并未成功,他并未良好有效地表达自我,相反,却借神经症症状和幻想生活寻求拯救。

如果一个既定社会的结构能够为个人幸福提供可能的环境,这两种角度便相吻合了。
但是,包括我们的社会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都不是这样的。
虽然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以促进个人成长为目的,但在社会确保顺畅的功能与个人充分发展的目的之间仍存在着矛盾冲突。

原则上,我们从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到的现象与从常人身上看到的现象并无不同。只是这些现象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表现得更突出、更明显,这些人对这些现象更敏感,一般常人则没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