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反对一切瞒”与“骗”的;他还要我们正视:中国人更多的情况下,是处于“下于奴隶”的状态的。他举例说,在中国历史中,老百姓经常受到“官兵”与“强盗”的双重“杀掠”,这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制订出“奴隶规则”,以便遵循的心理:这与前文“当了奴隶还万分喜欢”的心理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还有发展:身为奴隶,却希望建立稳定的“奴隶秩序”。
鲁迅行文至此,发现了这样的奴隶心理,他的心情不能不是沉重的,他的笔调也愈加严峻。
以此观照中国的历史,所看到的竟是中国人的悲惨命运:在五胡十六国黄巢(唐末)、五代、宋末、元末与明末张献忠时代,“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百姓反不得安宁;“纷乱之极之后”,有人“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反而叫做‘天下太平’”。由此而推出的自然是这样一个“直捷了当”的结论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
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