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模型的寓意之五,为生物本能提供了解释。
守旧到极致,那些在多少世代里被遵守的规则就成为“本能”。
海纳模型的寓意之六,解释心理学家所说的“印记唤醒”—行为主体受到微弱暗示即可对某些事情产生警觉。从特定的暗示到特定的警觉,其实就是认知规则或成见。
海纳模型的寓意之七,他认为可以解释库恩( Thomas s.
Kuhn)所说的“科学研究范式”。科学家群体不会轻易放弃既有的研究范式,哪怕已出现大量令人信服的反例。这是因为,科学研究的环境确实充满着不确定性,从而,幸存的研究方法不应被轻易放弃。不过,同样根据海纳模型可以推断,只要反例积累到足够的程度以致既有的认知偏见能够被逾越,科学家们将突然同时转换他们的研究范式。这样的突然同时发生的态度转变,引出海纳模型的寓意之八一—不确定性引发的社会判断之共识。显然,共识也是一种认知的成见,当它成为社会判断时,就是许多社会成员共有的认知
成见。典型的社会判断的共识,就是正义感。建立“前景理论”在行为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而分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与另外两名重要作者联名发表文章，援引诸多实验报告,建议将正义问题引入经济学研究。后来,桑塔菲研究院于1990年代至2000年代在全球范围主持的15个小型人类社会的“最后通牒”实验,最终确立了正义间题在行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海纳模型的其他寓意,由他自己写在1983年文章的其余4节里,此处不赘。

海纳模型的寓意之二是“制度演化是因为有不确定性”这也很显然,制度是相对于自由而言的,只要有制度,就有对自由的限制。最表层的制度是一套行为规则,更深层的制度则与文化传统乃至无意识世界的规则(如果有规则的话)切相关。所谓“规则”,就是防止人们的行为偏离这些规则。哈耶克认为,今天我们知识的绝大部分保存在我们的传统里,以致我们只能是我们传统的选择,而不是我们选择我
们的传统。不难想象,人类在远古的生活远比今天更不确定于是,根据海纳模型,生存下来的人类成员更可能是遵循规则的。由此而来的是各族群的文化传统。如果远古的不确定性很低,那么,根据海纳模型,我们就很难想象为什么现代人继承了并因此而反抗如此深厚悠久的传统及其对现代人的束缚。
海纳模型的寓意之三是解释“成见”(固有的认知偏差)的起源。如果生存环境极不确定,那么,不仅我们的行为倾向于是守旧的,而且我们的认知也倾向于遵循某些既定规则——意味着漠视许多新的信息。这样的认知规则,也称为“偏见”或“成见”本质还是守旧或拒绝被更新。相比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家更愿意借助于“信息成本”和“注意力稀缺”来解释“成见”的起源。
海纳模型的寓意之四,是解释行为模式逐渐多样化的趋势。假设环境不确定性保持在给定的水平上,那么,假以时
日,任何具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主体将逐渐改善自己的认知能力,从而在同一环境内,允许自己选择更多的创新方案—意味着行为模式的多样化。例如,当自然选择的压力足够小的时候,我们开始接受“时装”或其他时尚元素。对时尚而言若不创新就被淘汰。类似地,我知道一些会唱歌的鸟类,那些成功求偶的鸟儿每年发情期都要唱不同于往年的歌曲。显
然,它们的配偶有极强的声音认知能力。

海纳模型的寓意之一,是他对艾智仁“好像理性”假设的
批评。虽然,艾智仁在1950年文章里并未明确赞成“好像理
性”假设,不仅如此,他甚至略带嘲讽地讨论这一假设。真
正喜爱艾智仁的“好像理性”假设的是弗里德曼,他在稍后发表的远比艾智仁1950年文章更闻名于世的文章里大肆宣传这一假设。
例如,假设消费者们随机购买任何商品,那么,在自然选择作用之下,幸存的消费者将有什么样的消费行为?弗里德曼和贝克尔的回答是:那些只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理性选择)购物的消费者有更高的生存概率。
不论如何,海纳的批评是,只要环境不确定性足够高,幸存的更可能是遵循规则(守旧)的而不是寻求新奇的消费者。这样的预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备理性选择模型的预测,恰是南辕北辙。
或许,我认为,海纳的批评错过了更关键的环节,他首先必须解释环境不确定性极高是否意味着市场价格波动极大。根据常识,例如金融市场的常识,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的决策环境中,如果不确定性极高,那就意味着价格波动极大。如果价格波动极大,消费者们面对的预算线的斜率就变幻莫测。因此,具有完备理性能力的消费者的最优选择,将随着变幻莫测的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而显得变幻莫测,即表现为随机消费而不是“好像理性”。于是,弗里德曼和贝克尔为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好像理性”辩护就失灵了。
但是,海纳模型显然与我重新表述的需求定律的更具普遍性的假说一致:任何人选择任一可选方案的欲望与这一可选方案的代价成反比。

行为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模型是海纳模型,它的丰富涵义
受制于它不清晰的表达,从而至今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
注。我仍从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第五讲将详细解释转贴
海纳的基本思想是用“不确定性”来刻画“有限理性”,因
为在完备理性的视角下,不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我认为,提出这一思路,是海纳1983年文章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注意,海纳关于理性假设的讨论适用于人类和人类以外的全部生物。他1983年的文章,长达36页,是《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过的难得一见的长文。这篇文章最初的两节,几乎完全是方法论的辨析。在这一辨析中,海纳指出,如果决策环境充满不确定性,那么,当行为主体的理性能力趋于无限时,他可以利用每一次不确定性冲击来优化自己的行为,于是,他的行为与不确定性冲击完全同步,从而是完全无法预测的。在另一极端,当行为主体的理性能力趋于零时,他无法利用任何不确定性冲击来优化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他只能遵循以往让他能够生存下来的那些行为规范:干是,他的行为是完全可预测的。能力很弱的行为主体倾向于选择守旧。这一命题也可以用演化论的语言表述为:在由理性能力很弱的个体组成的种群里那些选择了创新的个体将被自然选择的力量淘汰,那些幸存的个体都是没有选择创新方案从而是守旧的。我们对比人类和蚂蚁的行为模式,显然,蚂蚁的行为远比人类的更可预期。
针对这一现象,海纳模型提供的解释是:蚂蚁的认知能力远低于人类,故与人类相比,自然选择的力量更倾向于淘汰那些尝试创新的蚂蚁。演化的结果是,与人类的行为相比,蚂蚁的行为更少改变,成为更可预期的“行为模式”。
如果环境永恒不变,那么,行为主体就只需要适应而不需
要创新。如果环境变幻莫测,也就是说,环境不确定性极高那么,行为主体必须创新。因为守旧意味着无法适应新的环境。不确定性在现代的宏观经济学教材里往往被表达为外界对经济系统的随机冲击。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经济系统

我应首先介绍西蒙关于有限理性选择的行为学模型,不
仅因为西蒙是公认的战前行为经济学和战后行为经济学之间承前启后的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培养的经济学家当中,他最早也最持久坚持了有限理性假设,而且因为西蒙的这一模型确实构成了行为经济学的逻辑开端。事实上,西蒙的另一篇文章“经济学与行为科学中的决策理论”,于1959年发表,与他1955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应同时研读。从不同角度,这两篇文章互补地阐述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西蒙是计算机科学家、认知心理学家、管理学家和政治学家,虽然他于1978年获得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
西蒙算法的重要寓意之一是,他指出,与新古典经济学
的实质理性概念相比,过程理性只要求寻找到某一局部最优
而实质理性则要求达到全局最优。也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只
有过程理性或哈耶克的演化理性,那么,如经济史学家诺斯
( Douglass C. North)多次提醒的那样,社会可能死锁在某
些演化路径里。因为,局部最优意味着可能远不如全局最优,
同时,社会一旦进入局部最优,就失去了继续寻优的动力,
这就是诺斯讨论的“锁入效应”。如何防止锁入在局部最优状态里呢?请回忆“淬火算法”,它要求在社会演化过程中有
些高瞻远瞩而不是只追求近期利益的政治领袖。也因此,我
始终坚持并鼓吹一种被我称为“复杂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
态度。在我看来,单纯相信市场竞争的自由主义失之于太简单。简单自由主义更容易导致短视的政治领袖,于是更难实施淬火算法。当然,我仍是自由主义者,所以,我不同意中央计划体制,哪怕决策者们完全是高瞻远瞩的和出以公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