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写完了这本小册子。
附:
包刚升:天津爆炸的事情已经讨论很久了,各种信息满天飞,一团浆糊。我感兴趣的是:人类已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的、制度的和管理的知识)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吗?人类已有的知识不足以降低类似事情再次发生的概率吗?如果不是,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还可以进一步问:我们的整个社会系统能从中学习而有所改进吗?
汪丁丁:这是复杂社会的固有问题,就是我转发的王烁的那篇火线评论。中国既然是世界工厂,就必须成为复杂社会。可是中国太腐败,处处掉链子。分工发达之后,很难避免掉链子。但是不那么腐败的社会,例如西方的民主社会,有冗余度可以利用。天津爆炸是小概率事件,但我们在数学系有一句名言:小概率事件必定发生。如果社会官僚化严重,例如中国,官僚体制对这些小概率事件完全丧失敏感性,当然也就很难想象有任何冗余度。这时,只需要不断重复掉链子,迟早可以导致任何小概率致命打击。
228

日本和德国战后的经济沿着这条稳态增长线向右
延伸,最终可达到比灾难之前更高的发展水平,远比战前高
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不低于战前水平的物质资本存量。如果没有战争,那么,系统就很难从U跃变到L,因为只要它接近
W就会被均衡的力量拉回到U。那么,发达国家是怎样抵达
L的呢?贝克尔假设人力资本的积累遵循收益递增律,也就是
说,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就越高;注
意,这也意味着,如果人力资本水平很低,那么投资于人力
资本得到的回报率很可能低于多生孩子的投资回报率。在这假设下,贝克尔指出,世界上有一些国家最初的人力资本
存量较低,所以,人们选择较大的家庭规模,最终收敛到低
水平稳态均衡U。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最初的人力资本存量较高,于是投资于人力资本就更合算,人们于是有了较小的家庭规模和很高的人力资本存量。显然,这是贝克尔著名的“孩子的质”与“孩子的量”之间的互相替代定理的一种应用。
哈耶克说过,没有人可能预见涌现秩序。我提供了三种可
能正确的解答,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正确的解答。意识
到微观行为与宏观秩序之间关系的这种复杂性,哈耶克当然对任何改造文化传统的企图表示不信任:我们是我们的传统的选择,而不是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理性狂妄,是人类永恒的致命自负。从这一角度看,只承认有限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家,与酸吹涌现秩序学说的哈耶克主义者,是天然盟友。

为什么顶层群体里面没有哪怕一个人意识到无限制的权力
意争必将害顶群体的利益甚至彻底颠覆他们的统治?我
认为,不能否认,当然会有这样明智的人,否则就很难解释
为什么改革(不是革命)总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启动,而且改
革的基本思路,除了宗教改革之外,总是简政放权。一个僵
硬的科层体系很难应付泰恩特概括的四类危机—一自然灾害资源耗竭、外敌入侵、内部冲突。只不过,我们知道,尤其在中国历史上,改革总是失败。
为什么改革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我记得我从年轻时就开
始思考这一问题,直到现在,我已经老了,每一次解答,我
还是首先返回我年轻时的思路,改革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它
不能激烈到诱发革命的程度,另一方面它不能太和缓以致毫
无效果。换句话说,在提出改革的政治诉求时,改革诉求的
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分别由当时情境内的革命与保守这两端
的立场来限定。如果一个社会的内部冲突已足够激烈,革命
触即发,则改革诉求的最高纲领很容易触发革命。如果个社会足够稳定,那么统治集团能够接受的改革诉求(最低纲领)可能很接近保守立场。
贝克尔1990年有一篇文章,结尾部分,三位作者在二维相平
面里讨论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为何在战败之后迅速崛起。
他们偎设二维平面的一个维度(横轴)代表人力资本,另
个维度(纵轴)代表物质资本,注意图5.23的W是一个不
稳定均衡,它两侧的均衡是U和L,其中U代表欠发达或中
等收入水平的稳定均衡,L代表高收入水平的稳定均衡。战争摧毁了以往积累的物质资本,但没有摧毁人力资本存量,相当于强迫系统偏离稳定均衡U(中等水平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使它绕过不稳定均衡W,在临界曲线MM和稳态增长线Op的右下方一个新的初始状态d(低水平的物质资本和中等水平的人力资本)重新出发

权力尽管可以不断获取更大权力(强化自身),却越来
越难抑制权力本身的官僚化倾向,因为,更大的权力几乎永
远意味着权力的科层程度的增加。给定社会交往技术(即
维持纽带的成本),我们试着想象社会网络的顶端怎样强化
自己的权力。这里,我需要转述阿罗的著作,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1974)。在这本小册子里,阿罗给出社会组织的一般原理:最优的科层高度必须在底层收集信息的有效性和顶端决策的有效性之间权衡。从底层到顶端的距离越长,信息扭曲就越大,从而决策失误以及失误产生的后果就可能越严重。另一方面,从顶端到底层的距离越短,信息扭曲固然减少,但决策成本可能很大,因为顶端需要维持太多与底层的纽带关系。给定社会交往技术,给定最优科层高度,要使顶端有更大权力的唯一方式就是增加底层规模(统治的范围)如果统治的范围遇到极限,不可能再扩展,那么,给定社会
交往技术,给定底层规模,获得更大权力的唯一方式就是增
加顶端到底层的距离,于是偏离最优的科层高度,从而损害
权力者自身利益。
通常,在复杂社会里可以形成一个统治集团——“顶端”
其实是“顶层”。问题就发生在这里,统治集团内部有竞争和
冲突。如果统治集团内部有两名以上的竞争者,他们都试图
获得更大权力—例如罗马共和时期多位执政官之间的权力竞争,他们于是竞相扩展自己统治局部网络的底层规模。类比于大学生们的生存环境主要是考试竞争,这些顶层成员的生存环境主要是权力竞争。显然,角逐权力的人可以完全忽略最优科层原理。我认为,这是政治活动边际收益递减的主要理由,作为类比,大学生们在考试竞争中投入的资源显然早已进入边际收益递减阶段,甚至,已进入边际收益小于零的阶段。应试教育有如此巨大的浪费,却仍可以维持自身,直到学生无法再支付这种浪费。权力竞争也如此,它可以进入边际收益递减或小于零的阶段却仍维持自身,直到社会耗尽自己的资源。

泰恩特概括了复杂社会崩溃的四类直接因素:(1)自然灾害,(2)资源耗竭,(3)外敌入侵,(4)内部冲突。在第四章—我认为这是泰恩特这本书的核心一他提出了复念社会崩溃的经济学原理(扩展了的经济学原理):
(社会的和政治的变化的边际生产率递减)。崩溃意味着,泰恩特的考察是,复杂社会迅速瓦解为许多小规模的社会—请回忆,“焦点均衡因为失去聚集的共同背景而散落为许多局部网络的均衡。
其实,泰恩特看到的社会崩溃四类直接因素,是永远存在
的,对任何社会都存在。所以,他提出收益递减原理来解释
复杂社会的崩溃。为什么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社会政
治的变化就要边际收益递减?
人类社会为了求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解决自己面对的重要问题,并为此面有必要的组织—有足够代表性的执行机构,或用奈特的表述,就是社会过程的外化(家庭、政府、法律等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这些组织需要消耗资源,而且组织控制的资源依赖于权力。从这里开始,我的解释不同于泰恩特的,我更愿意保持哈耶克的思路,将权力强化自身的过程视为权力组织消耗资源陷入边际收益递减状况的主要理由。

泰恩特在第二章,他为复杂社会的崩溃提供一种解释。首先复杂社会之不同于简单社会,特征在于,一个简单的根块采集与狩猎社会充其量只有几十种不同的社会人格(角色),可
是一个普通的工业社会至少有一百万种不同的社会角色
泰恩特指出,不平等和异质性是理解复杂社会的两大关键
概念。他的观察是:与复杂社会相比,简单社会常有更大的不平等但更小的异质性。随着社会的复杂化,不平等程度减少但异质性增加,直到社会因此而瓦解。我认为这一判断不准确,尤其是关于不平等程度的。请回忆瓦特刻画的“洞穴时代”,每一洞穴内的局部网络有权力的不平等分布,但程度很小,因为家长的权力至多扩展到洞穴可容纳的25人的范围。洞穴之外,各局部网络之间是平等的。如此,才可理解泰恩特接着表述的论断:简单社会的领导权威接近于零,只依靠个人人格与魅力,而且只用于特殊目的。
泰恩特提出的第二大关键概念“异质性”,确实是复杂社
会的特征。因为异质性随分工发展而扩张,从而社会复杂程
度上升。分工与交换,这两种相辅相成的市场力量,只要不
受抑制,就可持续扩张市场的范围。另一一方面,社会异质性扩张导致协调各局部网络的政府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因为这是常识,政府或协调分工与交换的任何机构总是由人来操作的。权力越大,权力对掌握权力的人而言就越重要。如果你是停车场的保安人员,你失去你指挥停车时的那一点点权力对你其实无足轻重。如果你是公社书记,你失去你的权力可能意味着被接任者迫害到家破人亡的程度。又如果你是省长,你的权力的支持者们来自各地而且有各自的地方派系利益,这时,你失去权力就意味着许多与你关系密切的人失去他们的权力(对你的影响力),甚至,你可能被你的支持者害死(自杀、他杀、诬陷……)—因为你已抛弃了你的生活世界。总而言之,基于常识,权力越大,权力对权力者就越重
要。也就是说,权力对权力者而言几乎永远是收益递增的
即效用函数对权力的二阶导数大于零。

然后,古德描述社会判断是怎样扭曲的,借助于社会网络
的性质。每一个局部网络里的邻居们相互影响,每一个人的
判断来自他自己的体会,但仍主要来自他的邻居们的判断
在股市里就称为“羊群效应”(香港人所谓“追涨杀跌”的行
为)。古德指出,这一假设并不要求社会网络的研究者知道关于每一角色的个人信息,所以,很适合实证研究。
这种相互影响类似于“自激”或“正反馈”,最初的偏离导致更多偏离,更多的偏离又导致更多的偏离…音…·于是倾向于夸大差异。为什么是夸大差异而不是如同负反馈机制那样缩小差异?因为,如果信誉的评估机制倾向于缩小差异,也就是说,那些能力偏离均值的人被评估为更接近均值,于是能力的分布在评估之后表现出更强烈的均值——“肥尾”现象倾向于消失,那么,社会为找到适合于扮演各种角色的人可能必须支付极高的代价。
从社会演化的长期情形,不难推测,社会越是在演化的
早期,结构就越简单,需要扮演的不同角色也就越少。所以,
人类社会演化的早期,例如几十万年前,在洞穴人的时代
可能并无特别严重的地位等级差异。但是,演化到更复杂的
社会形态时,分工越来越精细,需要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
地位等级的差异也就越来越大。此外,古德引述博弈论的结
论进一步论证社会舆论和社会判断的自我强化倾向或“马太效应”。我认为此处可以引述的唯一合适的博弈论结论,应当是谢林( Thomas Schellingg)“焦点均衡”博弈参与者们借助例如文化传统(习俗、惯例、常识)这样的背景信息达成“焦点”( focal point)的均衡。由于多重均衡是协调博弈的特征,当文化传统发生断裂时,例如转型期社会,常识、行为规范、核心价值观等等有助于博弈参与者达成焦点的背景信息大多已不存在或严重扭曲,于是,焦点要么不存在,要么散落于不同的局部网络我的一位朋友,在不同群体的信誉有重大差异,有时令人惊讶。事实上,我周围有相当多这样的例子。

古德建议的第三类模型,首先,经验观察表明,社会地位的阶梯并非如社会学家想象的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或目的性,相反,这些阶梯自然涌现出来,尤其是如果地位与成就足够地一致,并不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阶级斗争)。其次,经验观察表明,在现实社会里
个人的社会地位未必带来与个人成就或能力完全一致的荣
誉或经济回报。这两方面的观察意味着,一个能够长期生存
的社会,或多或少必须使地位与成就相互一致,并借助于这
样的激励机制持续筛选更适合这些地位故而具备相应能力的人(纵向流动性的功能)。能力是事前不可观测的,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成就来判断能力。类似地,一个人的合作意向是事前不可观测的,所以必须有一套评估人们合作信誉的机制在群体当中传播,并由此提高合作策略发生的概率。
古德引入的第二项基本假设是,通常根据成就来判断能力
的时候,由于信息在社会网络之内传播时发生的种种扭曲
这些扭曲综合而言倾向于夸大差异,例如,“家丑”外扬的时
候就常常被夸大,故而中国传统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警
示,推而广之还有诸如“为尊者讳”这样的警示。好事不出
门,坏事传千里。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被夸大。所以,
社会根据对每一个人的能力的判断为每一个人安排的信誉不能完全符合真实情况,而是常常有夸大的倾向,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根据这一基本假设,我们不难想象,如果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服从正态分布,那么,社会对个人能力的判断机制总是倾向于将那些偏离均值能力的人放在更远偏
离均值的位置上。直观而言,这样的机制导致了人类社会地
位阶梯的等级差别远比实际能力的分布要大。所以,长期而
言,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社会群体根据能力创造的总价值与社会根据能力判断分配的总价值保持预算平衡,那么,上述的社会判断偏差长期而言必须有所纠正,否则社会就难以为继。

对于上述现象的解释,历来有两大类模型。
其一是经济学家鼓吹的(例如贝克尔的模型),在这一类模型里,一个人能够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能力,而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先天就是不平等的。
其二,主要是社会学家鼓吹的(例如林南的模型),在这一类模型里,一个人能够取得的成就(自致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先赋资源或可继承的社会关系),而社会网络的不同地位能够调动的资源是很不平等的—称为“社会结构”(“秩序”和“规则”远比“个人”生存得更久远)。注意,两类模型都假设一个人的自致地位与他取得的成就或贡献是一致的。因为,成就与地位完全不相关,长期而言,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社会怎么能够生存。个人能力的解释与社会结构的解释,为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提供理论基础。基于个人能力的解释,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分布就是很自然地呈现的秩序(涌现秩序)。基于社会结构的解释,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分布就是阶级斗争的结局(由统治阶级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社会结构)。

4) access to human capital and assets(可译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可得性在人群中的不平等分布”)。我认为这类因素似乎与前述三类因素有相当大的重合,但是确实有
必要列出这一因素。例如李嘉诚的故事,出身普通家庭但经
过努力而成功进入上层,主要归因于他的超人品性能够与夫
人庄月明的家族财富顺利结合。所以,常见的情形是品性与
资本的可得性之间相互作用,又例如,根据邢李原自述,1971
年,他以高中学历在加州学习制衣,因精明和自信特别受到创建 Esprit的那对加州夫妇( Douglas and SusieTompkins)的赞赏,成为那家公司在香港的原料代理商,筹措几千元港币开始发展 Esprit亚洲业务,最终,1996-2002年,他收购
了这家母公司的全部股票。端取对数可得“幂律”。
社会地位的虚拟市场允许一个人通过相应的努力获得和改
善自己在科学界的地位、在军事界的地位、在法律界的地位、在演艺界的地位,等等。由于能力分布的不平等,人们投资于更适合自己能力的领域。贝克尔证明,有社会地位虚拟市场的一般均衡状态,可以是社会最优的,但它表现出来的收人不平等程度可以远高于没有社会地位虚拟市场时的一般均衡状态。关键是,贝克尔在文章开篇就强调,帕累托发现的收入和财富分布的幂律,似乎与社会制度的性质完全无关学者们在各种类型的社会—游牧部落、市场社会、半市场社会、封建社会、伊斯兰的、基督教的、儒家文化的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都观察到帕累托幂律。

日本社会的情形略显独特,因为日本传统的家族观念是“包容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所以,日本私人企业家很可能从家族之外根据能力选择年轻人接自己的班—通常要有“养子”仪式
(3) inequality inability(能力在人群中的不平等分布)
这是学术界的常识。能力谱系的一端是“天才”,或孔子所说
的“生而知之者”;能力谱系的另一端是“痴愚”,或孔子所
说的“学而不知者”。大多数人的能力介于两极端之间,是孔
子所说的“学而知之者”,就此而言,如图5.20和图5.21所
示,“教育”被置于顶端位置,是先赋资源转换为自致地位的
最重要途径。注意,在林南的框架里,教育与先赋地位之间
有双向互动,并且都是正号—即可继承的社会关系强化了
教育品质(上层家庭的孩子进入美国名校的比例显然高于普
通家庭),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够更有效地运用先赋资源(典型的案例是李嘉诚的两位儿子)。不过,在每一社会都会出现仅依靠个人能力脱颖而出的人。他们的能力通常比大多数人更靠近“天才”一端,例如篮球天才、音乐天才、数学天才等等。当然,我们知道,人类的社会制度通常不利于天才人物的生存与发展,不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我的观察是,计划体制很难发现天才,但有充足资源使那些已表明是天才的人物获得发展机会,完全的市场体制或许比计划体制更容易发现和保护天才,但或许更不容易,对天才而言更好的体制大约是计划与市场的某种混合体制。

其次,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我们还希望测度“社会地位”这一概念。林南在《社会资本》第六章这样界定“社会
资本为了获得地位而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网络中的资源
如果借用林南《社会资本》第六章中译本的术语,“ initial status”和“ attained status可译为“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林南引述社会交换理论泰斗布劳和计量社会学泰斗邓肯( Otis Dudley Duncan,1921-2004)的经典著作(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1967),美国社会的研究结论是:在社会地位的获取过程中个人的自致资源远比先赋资源重要得多。当然,基于常识,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未必如此,甚至很可能不如此。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远未发展到美国那样的程度,所以“关系”在资源配置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贝克尔列出四类可以解释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因素
(1) random shocks(直译“随机冲击”),这类因素通常与一般均衡分析相结合,否则不必称为“冲击”。返回常识我们说一个成功者多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幸运,就是推断随机冲击这类偶然性的作用。弗里德曼夫妇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 Two Lucky People),标题已充分尊重了人生的偶然因素。
(2) inherited position(“在社会网络中可继承的位置”),
例如我们常说的“家庭出身”又例如“联姻关系”,都是中
国人说的“背景”(晚近的典型案例:浙江商人吴小晖通过他
与中国最高家族的联姻迅速崛起,参阅《财新周刊》2014年第1期封面报道“黑马安邦”)。这些因素不仅在中国社会很重要,就是在英国这样经历了六百年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根据经济史家克拉克的新著,由家族(姓氏)传承的社会地位如此普遍,以致克拉克能够以相当高的准确性只根据一个英国人的姓氏就推断他目前的社会地位。

从易到难,我先介绍“权力”( power)的参量表达,这是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处理的主题。耶鲁大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权威达尔( Robert ADahl,1915—2014)去年辞世,他在1957年发表过一篇文章The Concept of Power”(“权力这一概念”)。在这篇文章里,并且更详细的讨论收录于他1963年的名著《现代政治分析》Modern Political Analy)1984年增订版，符合我们关于社会网络的常识,他视权力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接着,他定义权力为“影响力”( influence),并给出测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力的概率描述。我试着用行为经济学的语言转述达尔的定义:假设有两个人甲和乙,各自有可选方案的集合A和B。可观测事件(甲,a)代表甲从A选择a,可观测事件(乙,b)代表乙从B选择b。那么,如果甲选择a可以改变(增加或减少)乙选择b的概率,甲就被认为对事件(乙,b)有影响,条件概率P((乙,b)l(甲,a))与概率P(乙,b))之间的差异可视为甲对乙选择b这件事的影响力的测度。中译本见王沪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我更喜欢巴泽尔( Yoram barzel)在《国家理论》里提供
的简明定义:权力就是将成本加给他人的能力。虽然,成本这一概念隐藏了我们关于权力必须作的几乎全部考察。
哪一个定义更好,取决于我们要分析的问题。达尔的定义更适用于他的政治分析,他最常讨论的是利益各方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巴泽尔的定义更适用于他的制度解释,他最常讨论的是产权与合约的监督方式—理性的利益各方在给定情境内权衡不同监督方式的成本。

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观测,至今仍是一个问题。返回费雪( Philip A. Fisher)的资本定价方程—资本价值等于这项资本产生的全部未来收入流的贴现总值,因此,一项人力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产生的全部未来收入流的贴现总值。
例如一名中学毕业生的年功工资曲线大约比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年功工资曲线的位置,低1/3的程度而且年龄越大就越低得多。直观而言,这两条年功工资曲线的差的积分,也就是这名中学毕业生比这名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减少的全部差额—还需要沿着年功计算贴现值,粗略地说,这就是大学四年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这一回报与四年总投入的贴现值之比就是回报率。如果我们考察这一回报率的差异,可能发现大学品牌和大学教师的品牌可以解释回报率差异的一部分,又发现学生的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可以解释回报率差异的一部分,又发现学生的专业、人格、职业、性别甚至外表(颜值)等等因素都可解释回报率差异的一部分。
以上的研究结论是否也适用于中国转型期社会呢?基于常识,许多人相信“拼爹”,或个人中心网络里的其他类型的关系,对收入的影响远比任何人力资本都大。但是,父母大多都愿意投资于孩子的人力资本,因为如果不如此,他们的孩子可能处境更差。所以,拼爹之外,可能还有必要拼能力(主要取决于先天和教养)和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取决于后天和教育)。在任何社会情境中,我们通常排除少数有条件拼爹的和少数先天条件太好的样本。大数定律适用于剩下的那些样本—由人力资本决定收入的群体。

科斯考察的毕竟是美国社会的充满了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活
动,不是中国社会的缺乏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活动。我写过文章概括西方的企业家精神为三大要素:敬业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合作的精神。我也写了文章概括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西方的三大要素之外还有第四要素:济世的精神。
不过,在经历着“三重转型期”(文化一政治一经济)的中国社会,最近十几年的情形十分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正常发挥,反而十分有利于它的不正常发挥—所谓“寻租”活动。如果假设企业家精神的总量不变,那么,在不好的制度诱导下,“敬业创新一合作”的企业家精神大多被导入寻租领域。所谓制度的好或不好,我们通常这样界定:如果资本勾结权力的交易费用远低于资本不勾结权力的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就是不好的在这一视角下,目前大力推进的反腐败行动,确实在改善中国的制度。
可见,只要进入中国情境,由于交易费用依赖于个人中心网络的差异,价格与市场可以变得如此复杂。这是中国经济的微观考察,令人兴奋,因为这些考察很难纳入教科书经济学。至于中国情境的宏观经济学,据我观察,目前还没有建基于中国情境的微观分析的宏观经济学家。虽然,我周围确
实有几位对中国经济有深刻洞察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