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所知道的明代后期江南地主的城居化倾向,可能和这种商业化是联动的。当土地开发、直接经营的投资不能得到最佳效益时,地主就向租佃、流通、金融、教育、科举方面投资,选择在城里居住。如果拥有土地,进行租佃而得不到和成本(包括操心)相符的回报,大概连土地都会放弃。张仲礼已经指出,在清代乡绅的收入来源中,土地所有的比重在下降。
笔者在浙江湖州市双林镇的调查中,看到了同样的倾向。19世纪中叶当地的方志中记载,由于佃农以“村社”为基本单位,经常性地进行有组织的抗租,以致当时居住在镇上的地主(即“城居地主”)发出苦恼的黑色幽默,慨叹“田为累字头”。据说土地改革时,湖州东部所谓“地主”的比例低,自耕农较多。双林镇是全国闻名的丝绸大镇,作为镇的手工业,收购周围农民的生丝并进行丝绸生产。住在镇上的富人选择了以金融、流通为主的其他投资领域。

现在所知道的明代后期江南地主的城居化倾向,可能和这种商业化是联动的。当土地开发、直接经营的投资不能得到最佳效益时,地主就向租佃、流通、金融、教育、科举方面投资,选择在城里居住。如果拥有土地,进行租佃而得不到和成本(包括操心)相符的回报,大概连土地都会放弃。张仲礼已经指出,在清代乡绅的收入来源中,土地所有的比重在下降。
笔者在浙江湖州市双林镇的调查中,看到了同样的倾向。19世纪中叶当地的方志中记载,由于佃农以“村社”为基本单位,经常性地进行有组织的抗租,以致当时居住在镇上的地主(即“城居地主”)发出苦恼的黑色幽默,慨叹“田为累字头”。据说土地改革时,湖州东部所谓“地主”的比例低,自耕农较多。双林镇是全国闻名的丝绸大镇,作为镇的手工业,收购周围农民的生丝并进行丝绸生产。住在镇上的富人选择了以金融、流通为主的其他投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