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有关的赋役的史料中,经常出现被称为“粮里”的征收役职,这大概是“催粮里正”和“催粮里长”的简称。催粮的工作,本来是轮充的现年里长的职责所在,但是如“每岁各图十里正内,除见役
并催粮里正外,以其余里长,定立年分,轮发差役”(弘治《常熟县志》)那样,抛开本应是自己义务的当年轮值,而由特定专业户从事催粮的工作。另外每十年的黄册改订以及田地买卖所伴随的纳税义务的转移工作,也从里长的工作中分离出来,而产生了被称为“里书”的专业人员。这种倾向在里甲成员内部能够找到承担者的阶段,是停留在里内的役职分化,后来逐渐地发展到以营利为目的的代行、承包时,这种业务就不是在里的内部完成,实际上已经转化为衙役化的包揽人所进行的外在业务。如果不存在建立在协作基础上的团体承担赋役的话,“催征”等工作由粮里、里书、协催等专业人员承担,对官府和里长户来说,都是比较有效率的。尽管是里长轮流应役,但是苦于自己当值年份的沉重负担和赔垫等情况以及催征等具体工作,因此都是由当年以外的特定的某人来负责的。包含在均徭中的“力役”被区分为各种杂役,虽然分配各户应役,但是实际上却是由专门固定的人代役,原来的应役者私下付钱给代役者,或者说是受代役者的剥削,这都是同一现象。州县中定员之外的胥吏、衙役的一部分,就固定地承担这样的各种差役。这样里甲役、杂役由固定的代行制确定下来后,就构成了胥吏、衙役组成的末端行政的承包体制的一环。

现在所知道的明代后期江南地主的城居化倾向,可能和这种商业化是联动的。当土地开发、直接经营的投资不能得到最佳效益时,地主就向租佃、流通、金融、教育、科举方面投资,选择在城里居住。如果拥有土地,进行租佃而得不到和成本(包括操心)相符的回报,大概连土地都会放弃。张仲礼已经指出,在清代乡绅的收入来源中,土地所有的比重在下降。
笔者在浙江湖州市双林镇的调查中,看到了同样的倾向。19世纪中叶当地的方志中记载,由于佃农以“村社”为基本单位,经常性地进行有组织的抗租,以致当时居住在镇上的地主(即“城居地主”)发出苦恼的黑色幽默,慨叹“田为累字头”。据说土地改革时,湖州东部所谓“地主”的比例低,自耕农较多。双林镇是全国闻名的丝绸大镇,作为镇的手工业,收购周围农民的生丝并进行丝绸生产。住在镇上的富人选择了以金融、流通为主的其他投资领域。

现在所知道的明代后期江南地主的城居化倾向,可能和这种商业化是联动的。当土地开发、直接经营的投资不能得到最佳效益时,地主就向租佃、流通、金融、教育、科举方面投资,选择在城里居住。如果拥有土地,进行租佃而得不到和成本(包括操心)相符的回报,大概连土地都会放弃。张仲礼已经指出,在清代乡绅的收入来源中,土地所有的比重在下降。
笔者在浙江湖州市双林镇的调查中,看到了同样的倾向。19世纪中叶当地的方志中记载,由于佃农以“村社”为基本单位,经常性地进行有组织的抗租,以致当时居住在镇上的地主(即“城居地主”)发出苦恼的黑色幽默,慨叹“田为累字头”。据说土地改革时,湖州东部所谓“地主”的比例低,自耕农较多。双林镇是全国闻名的丝绸大镇,作为镇的手工业,收购周围农民的生丝并进行丝绸生产。住在镇上的富人选择了以金融、流通为主的其他投资领域。

《天工开物》是研究中国的生产技术的基本史料。前人的研究列举了这本书的种种特征,在此,我想指出与本论有关的三点:第一,宋应星是到生产现场做了实地调查把握了技术的要点后才开始执笔的(当然也存在观察不到的地方);第二,有关于生产的详细的数量记述;第三,为了辅助文字说明,使用了200幅以上的插图,实现了彻底的图解化。中国历史上,如此综合地评述产业技术的书籍仅此一本,所以《天工开物》作为记述中国的传统技术状况的史料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例如,在这本书中首次登载了制油的压榨机以及纸的制造工艺的图解,所以,它也成为研究17世纪以前的这两项技术状况的史料。

明清时代的中国是亚洲的技术先进国,作为各种生产技术均达到高水平的国家而闻名于世。这样的评价,其实是早在明清以前就确立下来的,国际市场对中国特产的需求到明清时仍在持续着。不用说琉球、日本、东南亚等亚洲国家,就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也向中国求购生丝、绢织物、陶瓷、铁制品、糖等。因此,中国的生产技术到明清仍能保持高水平。总之,在世界上,能大量生产优质的生丝、绢织品、陶瓷、铁制品的国家,只有中国一个。所以,外国商人在明初开始不得不用走私来获取中国的产品以填补朝贡贸易的不足。16世纪末以后,私人贸易迅速增长,成为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手段。

14-19世纪明清农业技术虽然有所发展，但是与10-14世纪宋元时代的农业技术革命(圩田、围田的新田开发,二茬作物、占城稻移植等农艺性技术发展)相比,明清时期当然没有呈现出那样显著的技术发展。其最突出者,有玉米、马铃薯、甘薯、落花生、烟草、辣椒等美洲大陆新作物的传来,有中国西南的云南、贵州两省、东北三省、中国西北的新疆等周边的开发。认为这些即给中华世界和中国农业开辟了新天地,实无凭据。但是,明清农业技术发展的主要部分,实属更为精雕细刻者。稻谷品种的改良,是追求培植栽种更早成长期更短、产量更高的品种;复种制、二茬作物方面,出现了“春花”一词,使二茬作物的价值大为提高,最终导致二茬地租即麦租的出现。这些情况,均是与商业的发达及社会的城市化现象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其背景是国家的行政网络(各府州县、市镇)和商人的组织网络(会馆、公所、客商帮和牙行),它们均有其各自的对策和政策。16-18世纪迅猛发展起来的稻米的全国性流通,即是在行政与商业很好合作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次16-19世纪的土地制度亦是在国家行政与地主经营相结合之上而成立的。诚然,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国家和行政力量下降了。但商业网络和地主制度并未轻易崩溃。而且,4亿人口虽曾一度减少,但从总体来看是在持续增加。在巧妙地利用传统的农业技术和商业流通网络的同时,追求自己经营的最佳成就,孜孜不倦,努力劳作,这数亿小农的经营,正说明了18世纪以后人口增加的基本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