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的真实论在中国现代当代文艺理论中,还和僵化的阶级论结合在起,就造成了更加权威的反映“本质”论、“典型”论。所谓典型性就是代表性,本质论就是普遍性,而艺术假定的形象却往往是不可重复的、例外的。因此,造成的困扰和混乱就更加严重了。

这样运用语言,在俄国形式主义者那里叫做“陌生化”。通常的词语,因为用得太久了,联想就自动化了,也就是没有感觉了。一定要打破这种自动化,让他陌生化一下,读者的感觉和情感才能被充分调动起来。但是,我要补充的是,陌生化又不能太随意。

诗歌中的物象并不是客观的物象,而是客体的一个特征被主体的某种感兴所选择,在想象中同化的结果。所以叫做意象,而不叫做细节。

艺术既不是对生活现实的照搬(如一些论者所说,按照生活本来面表现生活),也不是生活本质的反映,而是生活某一特征与作家情志的某一特征在想象中与形式规范的猝然遇合,是三个要素形成的三维结构。

要进入文学解读、欣赏之门,第一道门槛,就是要清醒地明白文学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一个认识与被认识、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用美学的语言来说,也就是不仅仅是真和假的绝对对立。其实,只要有起码的解读经验,大概不难体悟,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文学之所以值得欣赏,就是因为它不仅仅是真的生活,而且是假定的。文学欣赏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在真实与假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看到其间的矛盾对立和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这是因为文学既要反映生活,又要表现情感,二者分别存在,而艺术以统一的形象为前提,因而二者要在假定中,统一为意象,成为群落才成形象。

用美学术语来说,美就是真。因为真了,就有用。能帮助人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能认识人、教育人、改造人。文学艺术就是一种工具,用权威人士的话来说,就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这种理论可以叫认识论加工具论。
真的,就是有用的;有用的,就是好的,用美学术语来说,就是善的。在这个意义上,美的也就是善的,美就是善。归结起来,就是真善美的统一。
这种理论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美是生活的反映,文学要写得美,有感染力,就一定要反映生活;作家一定要体验生活,深入生活,才能真实地本质地、典型地反映生活,不能胡说八道—我们总不能提倡歪曲生活,总该记得“五四”时期反对“瞒和骗”的文艺吧。但传统的理论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它忽略了文学与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不同或矛盾,也就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特殊规律。它本是一种多层次的系统,而机械真实论却把它线性化了。

其实,人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目的,就是要知道生活—平常的普通的生活和心灵活动—是怎样变成动人的艺术形象的。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中专门列出一章“鉴赏论”,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从“梦”的观念到生的“真”观念,并未触及艺术形象基因的奥秘,对于艺术欣赏并无多少切实有效的帮助。反映论和表现论,虽然旨趣相反,一重客观反映,一重主观,但均为单因单果的直线思路,对主观与客观转化为语言、意象、意脉、形式、流派、风格的复杂曲折层次完全抹杀,实际上也就是把艺术本身遮蔽了。

正是因为这样,一切理论不可能直接解决问题,它只能是一种预期、一种向导。正是因为如此,理论只是一种没有独特内涵的框架。德国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这种由意义不确定与空白构成的就是“召唤结构”。其实,理论比之文学作品更是名副其实的召唤结构。理论的不确定性和空白,期待着以每一个作品去填充而且赋予其血肉生命,在对作品个案作不同程度的突围中获得发展。在我看来,西方那些纯粹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学理论就算没有错误,也是空洞的骨架。理论只能作为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时的向导。具体分析,就是把理论形成过程中牺牲了具体的特殊性还原出来。

文学文本解读学“唯一性”的悖论
文学理论之所以长期与审美阅读经验为敌,就是因为一味以理论的普遍性遮蔽文学文本解读的唯一性。这种舍本逐末之所以成为千年的痼疾原因还在于,文学解读的唯一性本身蕴含着悖论。文本个案的所谓唯性,就是不可重复、独一无二。但理论却不能不是普遍的,因为它是对于无数唯一性的概括。理论上所说的唯一性,所指的是每个文本的唯一性。这种唯一性,恰恰是每个文本的共同性、普遍性。这种普遍的唯一性,本身就是对特殊文本唯一性的否定。正如有一年高考题为“答案是多种多样的”,表面上强调的是答案不是唯一的,但是,以“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作为答案又是唯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理论的唯一性是与个案的唯一性不相容的。它只能是抽象的唯一性,并不是具体的唯一性。这样,个案的唯一性与理论唯一就成了永恒的悖论。当然,这并不是文学文本解读学特有的悖论,而是一切理论都可能存在的矛盾。

鲁迅小说中有八种死亡,文学理论可以以概括其统一性为务,而文学文本解读学追求的应该是每一种死亡的唯一性、不可重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