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台阶。亚里士多德早在《诗学》中,对悲剧分析出情节(“动作”“行动”)就是一个“结”和一个“解”,当中还有一个“突转和“发现”。“结”就是结果,“解”就是“原因”,而“突转”就是从结果的谜到原因的“发现”。

文学的解读学的目的:第一,是文学感染力唯一性的奥秘,而不仅仅是对文本进行概括和描述;第二,是探究文学文本感染力高下的构成原因,面不仅仅是结果;第三,是对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文本的感染力的解密,而不是一般原理的概括;第四,如果可能,还应该揭示文学创作的具体操作,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从这个意义来说,到目前为止,正如李欧梵生所说,当下西方前卫文论还没有一个流派能够胜任解读具体文学文本的任务。

从心理学来说,这是由于感情的变化引起了感觉知觉的变化,从创作论来说,应该是找到了知觉感觉的变化的特征才能揭示情感的深层。在许多作家笔下,形象萎缩,并不一定是因为感情缺乏逻辑的独特性,更可能是缺乏与之相应的感觉和知觉系统。从一方面来说是情决定了感,从另一方面来说,是感决定了情。情是比较单纯的,而感却丰富得多。如果情没有达到某种强度、某种饱和度,感的变化可能会被认为是做作的,缺乏逻辑性的。没有饱和的感觉基础,情的变化会造成空虚的感觉。古典小说的经典作家往往不满足于做情的艺术家,他们的天才往往是把情的艺术放在感知(对话、动作)变异的基础上。

情感冲击感知使之发生变异,是心理上的一般规律,其实并不限于诗歌,就是小说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小说中经典的陌生化(除了像心理分析风格的)和诗歌中的不一样,不像西欧俄国诗歌那样直接抒发出来,也不像中国古典诗歌那样,隐藏在意象群落的意脉中,而是表现为在感知中透露某种潜意识的萌动过程。

并不是一切“陌生化”的感知和词语都是富有同等的诗意的,只有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才是诗意的。清代李渔在《窥词管见》中说

读诗时，我们到底被什么打动？诗又是运用什么方法打动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建立规则，又要打破规则？

文学阅读学作为一种专业,就是要把读者的直觉抓住,进行具体分析,把瞬间延长,把混沌澄清,把肤浅深化,把谬误消解,把情感的特殊性从感觉层次上升到理性层次,从而更好地感觉。

意脉:隐性情感的动态起伏
故在文学作品中,形象的准确性和感染力表面上取决于外部可感的事物与人物的特征,但实际上决定这些外部特征的是作家的情感特征。二者的猝然遇合构成意象,意象可能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情感的特点是“动”不常常说“动情”吗?不常常说“动心”吗?不常常说“感动”吗?不常常讲“激动”吗?感情就是要动的,静止不动,就是无动于衷了,就是没有感情了。如果诗人在春天景色面前除了欢乐还是欢乐,就没有什么动态了。单独孤立的意象,不足以表现情感特征,故意象往往以群落的形式出现,而情感的运动则隐于意象群落之中,此谓意脉。情感有了运动变化:第一,更能显示出不可重复的、唯一性特征;第二,情感有了节奏感。因而意脉的变化、起伏、显隐,是形象的生命所在。一望而知的只是显性的表层,只有通过专业的对意脉运动的具体分析,才能洞察其隐性的情感节奏。分析长篇小说的片断是这样,分析短小的诗歌也是这样。

自然,让审美价值和实用道德理性拉开距离并不是无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不可直接与道德的善对抗,亦即不可诲淫诲盗(如《金瓶梅》)。拉开两种价值的距离是为了在错位中充分展示情感结构的奥秘,把作者自己的道德理性结论隐蔽起来,让读者自己在潜移默化中有所感受。

任何一种对象，对于我的意义都是以我的感觉的限度为限

朱光潜的文章写于1932年,至今影响甚大,很权威,但是早在1906年王国维就已经将这三种价值介绍得很全面了,只是没有朱光潜那样生动。
人之能力,分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日精神之能力神之能力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情感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情感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无不具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教育亦分为三部:知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

不过就是说诗人时有疯语,疯语当然超越了理性,但近于狂,狂之极端可能失之于暴,而我国的“痴语”超越理性,不近于狂暴,更近于迷(痴迷)。痴迷者,在逻辑上执于一端也,专注而且持久,近于迷醉。痴迷、迷醉,相比于狂暴,更有人性可爱处。怪不得清谭献从“痴语”中看到了“温厚”。莎士比亚“以疯为美”①的话语天下流传,而我国的痴语却鲜为人知。这不但是弱势文化的悲哀,而且是我们对民族文化不自信的后果。

p156《锦瑟赏析》

从哲学上说,过程比结论更为重要。从思维质量上说,单一观念的贯到底比多种观念的罗列更重要。要把片面的、即兴的感觉变成系统的认识,就要进入规定语境,提出多种问题,其中最为深邃、也最能深化的,乃是连贯性的问题,正是这样的问题,才可能得出有序的论断。问题越是具有连贯性,越是深刻。

这好像比较全面了,更符合理性逻辑、更有哲理的色彩了:不是不应该有自己的忧和乐,而是个人的忧和乐只能在天下人的忧和乐之后,这就构成了高度纯粹化的人生哲理。个人的忧和乐本来没有合法性,但在一定条件先天下”和“后天下”—就有了合法性。恰恰是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统一和转化,构成基本的哲学命题。对立面转化的条件就是在天下人感到快乐以后,才有权感到快乐。从悲哀和欢乐在一定条件下走向反面这一转化来说,正反两面都兼顾到了—不是绝对的,不是片面的,是具备了哲理的全面性的。但是,这种全面性只是体现在形式上,从内容来说,它仍然是很绝对、很感情用事的:什么时候才能确定天下人都感到快乐了?有谁能确定这一点呢?缺乏这样的确定性,就是永远也不可能快乐。至于天下人还没有感到忧愁,就应该提前感到忧愁,倒是永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是先天下之忧,是永恒的忧;后天下之乐,是绝对的不乐。这不像是哲理的全面性,而是抒情特有的绝对化。不过这种情,也就是情志,是和哲理(也就是“道”)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志、道互渗,和通常所说的情景交融不同,是情理交融。也正因为这样,所谓文以载道中的道,并不纯粹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其中渗透着范仲淹对情感理想的追求,是道与志的高度统一。